三官修处于垄断地位
    史学在东、西方古代世界扮演的角色明显不同。在西方，史学处于民间位置，而在东方世界的中国，史学一开始就与政权结下了不解之缘，适合官方统治，得到官方的扶植，史学较早地充当了统治的工具，纪事、垂训，是其根本使命。由于国史是政府史，涉及国家利益，所以，国家专门设官负责记录与编纂事务，也有专门的修史机构，国家对史书纂修权的控制也越来越严。中国特色的史馆制度萌发于东汉的兰台、东观。至北朝的北齐，正式确立史馆制度。到唐朝，史馆制度繁荣昌盛。史官与史馆，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是我们考察中西史学差距的起点之一。正如乔治忠反复强调的，“具备制度化、组织化、连续发展的官方史学，是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之最显著、最根本的区别”(11)。
    国史是完全由政府操控的领域与项目。一部“二十四史”，就是王朝政治演变史。现实政治是有选择的，历史记录是有选择的，历史编纂也是有选择的。在传统的“官主社会”中，政治往往只有结果，缺乏过程性，透明度差。于是，中国的历史记录也往往只有结果，缺乏过程。古代史官的记言记事，其实质就是政府政治过程的记录。这是一种理想的记注制度，在早期可能执行过，但到了强国家时期，执行起来困难是比较大的。如明朝政府集权现象越来越强，权力更加神秘化，在很长时间内废除了起居注，从而使明朝政治过程没有第一手备忘记录资料。到编纂实录时，用的都是第二手的文件资料。起居注的执行有困难，“实录”更是标榜而已。实录不实，有曲笔之处，这是后人诟病比较多的地方。在笔者看来，实录最大的问题是“不全”，即视野狭窄，记载不全，以朝廷大政为主，不能全面反映历史。实录是有条件的实录，是部分实录，而不是全面的实录。某些在后世人看来相当重要的事，并没有记录。历史记录永远是有选择的记录，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记录历史全貌。历史编纂上的选择性，就意味着有些内容被强化，有些内容被弱化。在“主权在官”的“官主社会”，必然是强化政府历史，弱化百姓历史。既然记录历史的活动是由政府提出来的，自然只会记录政府活动。实录就是典型的政府活动史，明朝实录纂修凡例，《宣宗实录》卷首有一完整记录，共有52条。从这个凡例，可以看出实录记录内容的核心主题是政治史。(12)
    即便各地人物的入传，也必须是得到政府表彰过的。“予幼读前史，于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之传，未尝不三复叹息，意以斯人，世不多得。及考其履历始末，往往出于贵官大族，寒素之家甚少，岂降衷之性，独丰于彼而啬于此耶？予后预修孝宗皇帝《实录》，于忠孝节义之事，得于见闻者，欲一一撰次。同列皆以为未经奏闻旌异者，例不得书，乃阁笔太息。噫！寒素之士，势力寡弱，谁为之奏请而旌异之耶？由今准古，则忠孝节义之传，多出于贵官大族，无怪也。贤士君子，立身行己，求自尽其道耳。人之知不知，名之传不传，固所不屑，而为世道计者，则岂可恝然若是？吾于是重有感矣。”(13)这里透露出的信息是，写入实录的“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事迹，必须是经过政府批准表彰过的事迹，至于其他符合标准但未经表彰的“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事迹，则没有资格入史。这正是传统中国国家史封闭性的表现。明末的李建泰称实录所记“止书美而不书刺，书利而不书弊，书朝而不书野，书显而不书微。且也序爵而不复序贤，避功而巧为避罪”(14)。这正说明了国史编纂视野的局限性。说白了，传统中国的国史不是全民史，而是政府史。既然是政府史，写入国史的内容，必须是经过政府审核的。
    “二十四史”的遭人诟病，正在于政府思维的控制。历代政府花了那么多的财力、人力，修纂了一部部的正史，当时是人人遵守的标准国史。然而，这些作品并不受今人编纂的中国史学史著作的好评。官修作品何以不能让近代学人满意？这是今人必须要加以思考的。这里有一个政治与学术游戏规则相冲突问题。政治讲同，学术求异。借用章学诚提出的概念，前者可称方，后者可称圆。方与圆，始终是一对矛盾。中国官修史书的最大不足，在于政治标准化思维。政府修的作品讲统一、稳妥，需要的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成论，不需要太有个性的思想与知识。在一个官修群体中，大家喜欢采纳比较保守的、现成的意见，而难以接受另类的创新意见。当年唐人刘知幾愤而退出史馆，独著《史通》，原因正在于此。于是，官修之史在体裁与结论上，都很难找到创新的东西，自然不受学人好评。“要之，国史成于官局者，未若一家之专。”(15)中国的地方志纂修也有这个特点。从历史上看，凡是政府主持纂修的作品，往往难以入学术史研究者法眼，缺乏学术史价值。政治领域千篇一律的标准思维，是官修作品不讨民间学人喜欢的关键因素。(16)
    官修也影响了史著的社会传播。汉唐以来，政府只管修史，不管国史的市场传播。之所以如此，从史学著作传播动力来说，有一个作品给谁看的问题。给政府看的，自然修好以后，搁在皇宫中就可以了；给百姓看的，给大众看的，自然要出版，要进入市场。传播是一个社会化概念，完全是市场化的产物，是信息透明的表现。而在中国，政治一直是小范围的，政治史编纂是小范围的，政治史也没有传播的动力，只要成稿，只要上面满意就可以了。政府与市场，某种程度上是对立的。市场是属于百姓的，政府不需要与市场打交道，所以，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政府所修之史可以不进入市场。从接受角度来看，传统史学的普及面不广，局限于上层，是一种“庙堂史学”。当然也有技术上的因素，在汉唐时期，中国只有手抄本，没有出版业，同一种图书的复本相当少，自然也就不存在图书市场问题。图书传播意识的出现，是市场的产物，是百姓位置凸显的结果。中国图书市场的出现，是宋朝以后的新生事物，其中最大的因素是出版业的兴起。出版业的兴起，使同一种图书有多种复本，适合更多的人来阅读，自然也就有了图书市场的概念。不过，即便到了图书出版时代，正史的流传仍是不广的。据记载，“皇朝纂修《元史》既成，惟执事近臣得赐摹本，版藏中秘书，人间得见是书者甚少”(17)。《元史》修好后，刊刻数量不多，流传面十分狭窄，这是此前的史学史工作者注意不够的。这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历代正史修好后，多束之高阁，社会流传并不广。从唐、宋来看，政府修的国史，多不公开出版，结果，今天留下来相当少。
    相当多的实录不准外传也缘于官修。实录的不能流传，有政治因素，也有出版因素。实录的篇幅较大，出版有困难。更大的因素是政治性的，政府权力总表现出傲慢性，可以不管百姓的需要。如明朝修过实录后，就将之束之高阁。在他们的观念中，这是朝廷的事，所以根本不用管百姓是否有阅读明朝历史的需要，从而放弃了明朝历史的图书市场。结果，私修明史纷纷出版，迅速占领这个大众市场。
    四王朝史编纂成为主流
    在长期的中西史学比较中，人们忽视了一项最重要的内容比较，那就是，西方史学有的是战争史、通史，而少有国家史。而在中国，则是国家史(王朝史)编纂特别发达，王朝史是传统史学的强项。这种现象的出现，正是中国存在“强国家”的表现。在人类依次产生的几种社会组织形式中，由暴力机器支撑的“国家”是最强有力的。“国家”的强势地位，也就决定了“国家史”的强势地位。由此，“国家史”成为中国最早的、也是全民最看重的历史书写单位。这种局面存在了三千多年。从记录对象空间的变化来看，中国传统史学作品可以区分为国史、方志、家谱三大系列。值得注意的是，国史、方志尽管书写的空间大小不等，但在内容上却是相通的，多为政治史内容，它们仅是书写单位的细化而已。国史是传统中国史学的主轴。传统中国所谓国史，一般特指王朝史，是“小国家史”。国史即王朝史，是一帝一朝组合而成的，是一帝一朝逐步演变而来的。方志是中国特色的作品，西方没有。要理解中国的方志，必须与地方政府联系。什么是方志？简单地说，就是地方记录。本质上说，方志就是地方政府活动记录，是地方政府所在地域地理、人文的介绍。何以中国有国史与方志？正在于中国强政府的存在，有了强大的中央政府，也就有了强大的地方政府的存在，于是有了方志。(18)地方是大一统国家的车间，“车间志”是地方志的共同特点。国史与方志相辅而行，一史一志，一国一地，这就是相互配合之处。某种程度上，国史是中央政府活动的记录，方志是地方政府活动的记录，他们都是政治史。
    政府负责的国史编纂，基本形态有起居注、实录及国史(正史)三大系列。
    起居注是皇帝的言行，是政府史的基础。《隋书·经籍志》称：“起居注者，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19)简单地说，起居注就是帝王日录。讲到起居注，大家可能忽视了一个细节，那就是政府史官日常所记的起居注与事后编纂的作品形态的起居注应是两个概念。史官日常作的起居注，犹后人的日记，应属档案，可称为“档案型起居注”；而事后编纂的起居注，应是加工过的作品，应属史体，可称为“史著型起居注”。所以，考察起居注起源与发展时，必须区别两者的不同历史。可以肯定的是，史官日常的记录活动早，而编纂活动后起。秘书式的原始记录制度即起居注，一直是中国史官制度中十分重要的一项内容。中国何以会有起居注制度？主要是集权体制的产物。在集权体制下，皇帝是中国政治的代表。记录中国政府活动，当然首先要记录皇帝的日常活动。皇帝制度的完善过程，也就是起居注的产生过程。秦汉是中国皇帝制度的建立期，也是起居注的产生过程。“史著型起居注”的出现，也是两汉之事，是皇权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形象而主动编纂的结果。史著型起居注是实录体的第一形态。唐以前称“起居注”，唐以后称“实录”。
    实录是起居注的深化，是一帝之编年史。汉隋间的起居注与实录，同为史体，同为帝王史，同为后人编纂，但仔细观察一下，仍有不同：第一，起居注以年号为单位，一个皇帝可以有多部起居注，间也有一个皇帝一部起居注者。而实录以一帝为单位，一个皇帝只有一部实录。“实录者，录一帝之事。”(20)第二，起居注实际是帝王言行日录，南朝史家臧荣绪称：“史无裁断，犹起居注耳。”(21)此话表明，起居注是未经过“裁断”的历史文献作品。而实录就是在帝王起居注基础上，加上其他时政资料，修成的一朝国史。“实录者，则集日记而为一朝之史也。”(22)第三，起居注突出的是编年日记性，犹“帝王日记”；而实录突出的是信史精神，犹“帝王实录”。显然，“帝王实录”名称优于“帝王日记”，这是“实录”最终替代“起居注”的内在因素。总之，由起居注而实录，是一大进步。(23)
    “国史”的本意应是“我国历史”、“祖国历史”，是本国人对本国历史、尤其是本朝人对本朝历史的自我认同。“国史”一词，是东汉时出现的。班固在家写《汉书》，就被人告为私纂“国史”(24)。班固写的是西汉历史，按理是前朝史，但因为东汉与西汉皇帝同是刘姓，他们在观念上认同为同一皇族的延续，所以，西汉史也是本朝史。由此可知，《汉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国史，时下学界的说法是“第一部断代史”。由《史记》而《汉书》，是通史向断代史，是“大国家史”向“小国家史”的转型。以后在东观陆续编纂的《东观汉记》，是东汉本朝的历史，自然更是“国史”了。由此看来，“国史”的出现，是大一统皇朝存在的结果。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史”一词使用广泛，经常出现史官“掌国史”的记录。因朝代更替频繁，用纪传体与编年体“二体”写作的国史更是轮流登台亮相。由于国史数量的大增，位置的特殊，于是到了南朝梁阮孝绪(479-536)设计《七录》时，“纪传录”第一部就称“国史部”。由此可以说，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国史编纂的繁荣期。
    政府特定的某些纪传体国史就是“正史”。严格说来，“国史”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术语，唯以内容的国家性为标准，至于体裁则不限，可以是纪传体，也可以是编年体。不过，与编年体的单一性相比，综合性的纪传体更具优势，能容纳更多的内容，尤其更能体现现实社会等级的形态，自然也具有更高的地位，简直可以称之为“史体之王”了。由编年体而纪传体，是一个由帝王将相线性化记录到帝王将相个案性记录转型的过程，更突出了历史舞台上创造者的主体性。纪传体的出现，是国家史学记录内容与记录对象扩大的表现。纪传体更适合大一统国家之国史需求，于是，纪传体国史成为国史标准体，被称为“正史”。最初的正史，就是特指某些纪传体国史，如《隋书·经籍志二》所言。《明史·艺文志》将公、私修的纪传、编年两类书都称之为“正史”，应是一个例外，是焦点的模糊化。自清代定《史记》到《明史》24部纪传体前朝史为“二十四史”后，“正史”就成了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