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正史、别史与野史的分野
    正史、别史、野史的说法，只有中国才有。古代中国因为把史学当做“生人之急务，为国之大事”，所以也就有了官修与私修、正史与野史的区别。在西方，史学一直处于民间位置，是可有可无的学者事业，统治者不是太看重，所以也就无所谓正史、别史、野史的区分。
    “正史”的本质是“国史”，就是“标准国史”。以前的说法，“正史”一词，始见于南朝梁人阮孝绪编纂的《正史削繁》。现有资料表明，南北朝“正史”的使用时间差不多同时。北魏正光初(520年)，书法家江式(？-523)曾被封为“骁骑将军、兼著作佐郎，正史中字”(25)。这是一个职务名，“正史”自然应是名词。阮孝绪的《正史削繁》共九十四卷(或作十四卷)，据说是“合抄众史者”(26)，也就是说，是改编诸国史而来。原其旨意，应是为大家提供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通史读本。当时是手抄本时代，人们没有时间与精力阅读众多国史。阮孝绪根据自己的旨意，精择历朝国史内容，于是就有了《正史削繁》。从题目上分析，“正史”似是一个名词，但梁时没有政府钦定正史一说，阮孝绪本人更没有资格指定正史。所以，阮氏之称正史，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当时是手抄本时代，正史意味着正字，即文字经过校勘的国史定本，这类似后世的公开出版。
    可以肯定的是，唐初已经有了作为专有术语的“正史”一词，如令狐德棻就对唐高祖说：“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27)此处“正史”应是“标准国史”。吴兢甚至作《兵家正史》九卷，此处“正史”应是“标准史”。其后，贞观年间修的《隋书·经籍志》，创立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在继承《七录》史部分类的同时，将“国史”替换为“正史”，从此沿而不改。如唐人说：“后人追修，非当时正史。”(28)五代时贾纬对监修赵莹说：“《唐史》一百三十卷，止于代宗，已下十余朝未有正史，请与同职修之。”(29)此两处“正史”，正是“标准国史”之意。宋人经常所用的“正史”，也是“标准国史”之意。刘知幾《史通》卷十二为《古今正史》，讨论历代国史编纂情况，内涵比较宽，不完全是“正史”。史部分类由“国史”而“正史”，强调的是不同的含义，前者反映的是史著内容的国家本质，后者体现的是史著的政府钦定性。“国史”是一个泛称，泛指以国家历史为内容的史著；而“正史”是一个特称，特指政府认定的某一种标准国史，即用纪传体写作的某一部国史。总之，修“正史”是唐人开创的活动。
    自唐初出现“正史”，稍后也就有了“野史”。“野史”一词，据考察，最早出现于唐朝中期。沙仲穆《太和野史》十卷，是可知的第一部用“野史”的史著。太和(827-835年)是唐文宗年号。《野史甘露记》二卷，记太和九年(835年)甘露事件。五代时期，“野史”见于记录。如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史馆奏“宣宗已下四庙未有实录，请下两浙、荆湖购募野史及除目报状”(30)。宋以后，“野史”一词的使用频率稍增，南宋高宗时期有秦桧禁绝野史事件。两宋直接用“野史”入书名的作品，有林希《林氏野史》八卷、龙袞《江南野史》二十卷。“野”是相对于“朝”而言的，亦即“民间”与“官方”的区别。一般说来，凡未经政府组织或认可的、由私人或民间人士所记述的逸事杂闻记录、史著，都可以称为“野史”。“野史”的主体是“杂史”。所谓杂史，按《隋书·经籍志》的说法，是编年体、纪传体之外“率尔而作”的体裁不成规范的史学作品。由于没有规范，所以“非史策之正也”。由于野史内涵过泛、范围过宽，自然也就难成一类，故在史部目录学中没有“野史”一目，仅明朝的《百川书志》设有“野史”一目。
    与“野史”比较接近的另一个概念是“别史”，它是相对于“正史”而言的。它一般也指纪传体史书，因它多是私修，没有得到官府的承认，所以习惯称为“别史”，犹大宗与小宗之别。别史之设，始于南宋。陈振孙称“义例独善”、“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者”(31)为别史。以后，《宋史·艺文志》也沿用。野史是一个内涵相当庞杂的术语，野史的作者，野史的体裁，野史的内容，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要想用简短的几句话来概述野史内容的特点，是相当困难的。
    唐宋时期“正史”、“野史”、“别史”分野意识的出现，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内在与外在要求结合的产物。从内在要求来说，史书数量的大增，国史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国史文本数量多了，也有点滥了，自然要选出一部最优秀的文本，以凸显其中心位置。当时中国仍处于手抄本时代，一国历史有多种版本，如至唐初，晋史竟有“十八家晋史”之说。就是同一部国史，也因抄者不同而会在文字上出现差异，出现不同版本。在这种状况下，必须由政府出面，确定一部标准的国史文本。从外在因素来说，编纂力量的多元化，官修之外的私修力量也不能轻忽。面对这种挑战局面，政府自然不会等闲视之，他们要求加强史书编纂的控制，提供标准的历史文本，建构一个统一的国史叙事框架。像改十八家晋史为新的《晋书》，反映的即是政府对史书编纂控制的加强，是以政治上的标准化要求史书编纂上的标准化。“正史”与“正经”一样，是政治权力涉足经史领域的产物。由政府组织编纂或认可的史学作品，是正史；而由民间或私人写作的作品，就成了野史。这种差距，正反映出政府审定权力在起作用。“正史”中心地位的确立，必然是野史地位的下降及其合法性的弱化。如宋人说“左氏之说，出于野史，学经者所不取”(32)。此处说到的“野史”，明显有轻视意味。明清时期的“野史”概念，内容广泛，既有成体裁的，如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也有不成体裁的杂史、笔记等，实际上包括了“别史”，正说明了政府权力的强大，正、野对立意识的强化。
    六政权系谱正闰观念的强化
    政治风格影响史学书写风格。政治对史学的影响，表现为追求定论，区分正闰。从认知论角度来说，历史认知只有高下之分，只有不同视角的观察。但到了政治家手里，必须区分对与否、正与闰。正确的就是优势、合理一方，自然拥有权力；相反，错误的一方，就是不合理之方，自然处于劣势。
    区分正统与闰统，正是政治思维影响的结果。宋以后，区分正闰观念直接影响着国家史的编纂。传统的中国史著主要是国家史，国家史编纂的核心是政权系谱的位置排列。正统论就是国家史编纂中讲究政权系谱排列正闰的理论，而政权系谱位置的排列，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书法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明朝学者瞿景淳说得十分明白：“明于春秋之义而后可与言正统，明于正统之义而后可言史法。”(33)由此，正统论成了国家史编纂中头等重要的原则。正统论的核心是确立正统的标准，因时代的不同，正统论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标准。总的说来，谈正统论者的立场是本朝，所争乃现在之统，而非历史之正。不管标准有多堂皇，为本朝现实政权服务是每一个谈正统论者的根本目的。
    不同时期政权空间位置的不同，对中国历史政权系谱的排列认知也不同。对中国历代政权系谱排列的不同认识，直接决定着国家史著作编纂的模式。正统论成为宋明史学发展的主旋律，直接控制着宋以后通史、前代史编纂的实践，决定了史学编纂的模式。元修宋、辽、金三史，由于排列位置认知的难以统一，使编纂活动前后拖了八十多年。明朝人对元朝的认知，前后不同，前扬后抑，结果宋元史不断改修。在中国通史编纂中，正统论也是核心指导思想。(34)可以这么说，不从正统论入手，一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史学史就读不透。
    七私修题材与内容的国家性
    由于政府的存在，中国的学术活动，一直分官与私两大部分。官方史学的编纂是受政府操控的，自然表现出国家史学的特征。那么，私修是否会有所变化呢？这是后人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回顾中国史学史，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让人失望。中国史学史上，私修比较发达的时期有三个，六朝、南宋、明中后期。只要我们列举一下他们的作品就会发现，清一色地都是国家史。这说明，官修与私修，仅是书写组织力量的不同，而不是书写内容的不同。政府史官与民间学人，在本质上同属一个群体，他们都是士大夫群体，是政府存在的核心支撑群体。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视野，都是相似的。作者政治倾向的相似性，决定了史书内容上的认同性。《国史补》是唐人李肇写作的一部野史，其实《国史补》意识也正是野史家共同的写作旨趣。更何况，由于官修的存在，私修者有一定的精神压力。国史是政府史，所以是历朝政府控制的领域。未经政府的同意，学者私自撰写国史，在法律上是非法的，史家在心理上是不安的。不敢直接用国史之名，“藏之名山”意识的普遍出现，正是这种心态的表现。总之，在古代中国，无论从内容或从作者群体来说，都不存在典型的民间史学。这说明，在“官主社会”时代，民间力量过于弱小，所以，民间记录也不可能受人重视。想在中国古代寻找民间史学书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由于当今口述史学的存在，我们会注意到古代中国民间的口耳相传，有人会想当然地说，中国古人已经在从事口述调查。然而在古代中国，我们经常听到的是一种否定的声音，叫做“道听途说”。何以民间口传得不到大家的认可？这个问题，前人思考不足。笔者以为主要的因素是由民间口传内容的“错位”决定的。大家修的都是“国史”，而不是“民史”。讲国事，在朝官员自然比在野学者有利，这是他们的强项；在野人士也像在朝一样，关注朝中之事，自然不如在朝记录，这就是野史不受人欢迎的地方，也是被在朝者视为道听途说的原因所在。反过来，如果在野人士写在野之事，在野自然优于在朝。总之，朝记朝，野记野，比较合适。如果野记朝，朝记野，那就是错位了。当今的口述史学，虽然也涉及部分政府史迹，但更主要的是民间史迹，是小历史视野下的口述史学，这正是它受人重视的地方。
    当然也得承认，由于政治权力控制强弱的不同，官修与私修是有所区别的。相对说来，私修之史可以独断，受政府控制力量弱一些，学术性更强一些，创新性更强一些。在后代学者眼中，中国史学史上值得重视的作品，大都是私修、独断的作品，就是一个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