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家史学”的正负面影响
    “国家”史学保证了史学传统的持久性。政府对历史书写的重视，在中国形成了一个重视书写的传统。有了政府，就有了史官；有了史官，就有了记事；有了记事，才有史学。历史地看，推动史学发展的动力，主要是国家(政府)动力与市场动力两种。在古代世界中，中国是唯一史学发达之国。这种局面的出现，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强国家”的存在。推动中国史学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国家动力。在全世界各国中，中国的政府力量最为强大。中国靠强政府力量，维持了大一统国家的存在。国史是国家之史，是前一代帝王将相们的足迹，由于强政府的存在，记录强政府之史，也就成为政府职能之一部分。设专职的史官与专门的史馆，且制度化，这些促成了中国历史记录与编纂的发达。(35)
    官修带动了私修的发展。由于官修的影响，私人加入修史队伍。从数量来看，显然私人数量更多，这使中国成为全世界史学人才最多的国家。
    “天下史”模式有利于文化大一统的塑造。历代史家建构了以东方为范围的“天下”观念，形成了中国史学的整体观念。中国人的“天下”意识出现较早，至少在周代已经出现。到了汉朝，“天下史”出笼。《史记》作为第一部综合体国史，奠定了“天下史”模式。司马迁根据天下一统、一本观念，塑造了“五方民族”的共祖(炎黄)同源观念。这种观念现在看来是不科学的，然而却有凝聚民族之功效。人是观念的产物，所以观念更要紧。“天下”观这种居高临下的关怀，就使东方人的思想得以统一。“天下”由“中国”与“四夷”构成，“天下”观使中国史家有较宽阔的视野，可以关注到周边少数民族的历史。历代正史多有“四夷传”，正是这一观念的产物。司马迁开创的“天下史”建构，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从而继承下来，渗透进了士子血液之中，影响了中国几千年文化，这是一份珍贵的史学遗产。(36)
    由“中国”与“四夷”冲突而引起的夷夏对举观念的塑造，使中国人较早地形成族群意识。内部整合必须有外在压力，这是民族思想产生的核心所在。历代各朝都有自己的国号、年号，却被共同的“中国”建构在一起。“中国”就是“天下中央之国”，这是一种建立在想象基础上的空间概念，但经历代史家的建构，变成了现实，成为实体国家。“中国”是一个政治空间认同平台，历史认同是一种来源认同。没有这个平台，就不会有共同语言、共同情感，也就无法建构起集体意识。“爱国”意识的提出，正是集体意识的结果。据《四库全书》电子版检索，“爱国”是东周时代提出的，如《战国策》有“周君岂能无爱国哉？”汉晋时代说的比较多的是“爱国如家”、“忠贞爱国”，既要求臣僚爱其国家，也要求人君爱其国。唐宋以后，“爱国”往往与“爱君”、“忠君”连用，既要爱国，又要爱君，这正是君主专制加强的表现。要求大家热爱自己的国家，应是“爱国”的普遍意义所在。“国可亡，史不可亡”意识的提出，是元初开始的(37)，这反映出当时汉族民族意识的加强，是当时汉族面临严峻形势的表现。史家通过选择性地记录历史，书写历史，提炼了民族意识与精神，史学文本将民族精神固化了。
    “国家史学”有其好的一面，又有其不好的一面，是一把双刃剑。
    国史一股独大，制约了其他类型史书的存在与发育。历史是有选择的记录与重构。时代不同，人类的关注点也不同。现代国家视野下的传统史学，名义上是一种“国家史学”，实际上是一种“朝廷(政府)史学”。政府史的特点是以帝王将相为主体，内容以官员、公事为主。在那个时代，只有政府活动的记录，才显得有意义。与政府有关的人物得到记录，与政府有关的事件得到记录，这正是政府强大的表现。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由于是政治活动的一部分，所以，修史者一直有顾忌。大人物入史多，普通官员入史少。重管理人员，轻实干人员。中国的传记多写官，少写科技人员、工商者。只讲官员的官场事迹，不及官员的私生活。公生活发达，而私生活不足，是古代传记的一大缺陷。在内容上，常事不书、民事不书。常事不书，故而常态的事难以看到。民事不书，只重视上层，不重视下层，城乡下层生活记录不足。国史以国家权力为支撑，力量过于强大。有了国史，就难以产生一部民史。
    历史解释声音的单边化。对于历史，不同角度会有不同的解读。同样一件事，从政府或从民间来看，角度不同，立场不同，结论也不同。由于民众的声音过弱，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力发出声音，因此，中国的历史记录表现出单向特征，留下的解释多是上层立场，而不太可能听到下层的声音。
    现实政治标准影响历史的评判。政治评判标准与历史评判标准不同。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以当下执政集团利益为考量标准，利益至上是其准则；而后者则以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为考量标准，实事求是是其准则。政治利益是集团利益，集团利益是一时的、多变的，故而政治标准是多变的。在政府史学视野下，事件的评判标准倾向于政府立场。这种政府立场是需要反思的，今天更应强调全民利益立场。政治以利益为原则，历史以事实为基础。由政治而历史，有一个过滤过程，这是一个人类的现实利益不断被淡化、稀释的过程。政府可控制的是历史认识，不可能控制历史事实。政府可以控制一时，不能控制永久。只要脱离某朝政府权力的控制，就有可能在认识上复原事实。后朝为前朝修正史的传统，某种程度上可以实现这种理想。写本朝史忌讳多，写前朝史顾虑少些。在通史与断代史之间，通史串联多个朝代，视野更为宽广，能体现历史评判意识；而断代史则是一朝政府史，视野狭，政治评判意识更浓些。
    九凸显“国家史学”的当下意义
    “国家史学”的提出有什么学术意义？能解决中国史学史的什么问题？
    首先是重新审视传统史学。中国人一直处于无意识的“大历史书写”之中，书写大历史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之事。“国家史学”说，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传统史学的本质，重新认识传统史学的发展轨迹，理出源头、主线与规律，了解其发展的动力和成败得失。总之，“国家史学”概念让我们对传统中国历史书写的本质看得更清楚。
    其次，捕捉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由“君史”而“民史”，是历史学发展的必然规律。在没有“民史”观念的古代，“君史”就是一切。而在今天则必须指出，“君史”只是一部分，不是全部国史。“君史”、“民史”是20世纪初年以来提出的概念，今天指出传统中国史学的“国家史学”特点，是为了更客观地了解古代史学的本质。只有对朝廷(政府)史学做一个立体的透视，看到传统史学的不足，才能发展今日之新史学。传统中国史学只有国家史学，没有民间史学，当下要发展的正是民间史学。人类的历史观察视野，相当长时期内是“由上而下”看历史，当下正在“由下而上”看历史。只有政府与民间生活得到共同记录的历史，才是完整的总体史，这是人类史学的最高理想。由王朝史而全民史，历史书写范围的不断扩大，正反映出历史学的进步。让我们从“大历史”中解放出来，更加关注“小历史”的书写。
    在这个视野下，笔者以为下面两个方面无疑是中国史学未来应该重视的方向：
    第一，加强国家史学演变轨迹的研究，重视中国政治史记录与编纂的研究。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政治史。中国传统历史编纂中，政治史发达，治国经验的总结特别发达。政治史理论的研究，应成为今后史学史研究的重要任务。同时，加强国家史学史研究。抓住这条主线，可以写出一部新式的中国史学史。要想写出一部让人眼前一亮的书，就得有新思考；没有新思考，就是重复。
    第二，要重视民间史学的研究。中国在发展，民间在成长，相应地，民间史学也在成长之中。传统中国的国家史学发展了三千多年，有了丰富的成绩；民间史学刚起步，民间史学要成为主体，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现代西方史学中的一些新东西，都是在民间史学发展过程中提出来的。中国没有民间，没有民间史学，就不可能发展出新史学，也就不可能真正地与国际接轨。接轨，是研究旨趣、方法、视野的接轨。未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只有结合民间的成长，发展民间史学，才能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