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主体民族历史地位的确认
    这是多民族国家团结统一的重要因素。对本民族热爱之情，固然能促使民族责任感的产生，助长人们为其努力奋斗的激情，然而，仅凭民族感情办事是不行的。“民族感情可以发展成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发展成主义，就严重了。”（40）还必须对其他民族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才能处理好民族关系问题。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在这些多民族国家里，有一个比较发达的民族居于统治地位，其余不大发达的民族则在政治上以至后来在经济上都受统治民族支配。”（注：《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页。 ）毛泽东将斯大林这一论断中国化为：“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下同），第278页。）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受主要是汉族反动统治者迫害和反迫害的历史。尽管回族更多的是受满汉联合政权的民族压迫，但也饱尝大汉族主义之苦。因此，如何超脱本民族的局部范围，正确评估汉族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处理好同他的关系，是避免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维护全民族团结的首要因素。白先生的观点是，一方面跳出本民族利益的局限，对汉族作为主体民族的历史地位予以充分的肯定，同时对大汉族主义则予以坚决的反对。
    关于汉族是主体民族问题，先生指出汉族由先秦时期各民族经历史陶冶、融合而成，其特点是人数最多，生产、文化水平最高。承认汉族始终是国家的稳定力量，即使在少数民族统治的历史时期也不例外。强调中国历史保持几千年的连续性，首先要归功于汉族。“如果没有汉族，少数民族做不到这一点。”（57）因此，先生主张：“撰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还是要把汉族的历史写好，因为汉族是主体民族。”（注：《中国通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下同）， 第98页。）回族使用汉语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过去反动政权就是以“回回没有自己语言”为借口否认回族的存在的。对此，白先生针锋相对地提出：由于回汉人民长期友好杂居，“恐怕只有汉语，可以代替原来几种不同的语言而成为一种新的共同语言，成为构成一个新民族的重要原因。”（89）然而，就在涉及语言的民族色彩和民族特点问题上，白先生曾有过自己的想法，直至80年代初，他才跳出本民族的视野，正确地解决了问题。以前曾认为回民用汉文写诗文不算回族的贡献，也没有回族的色彩，反倒有儒家思想，但“现在看，这个想法有些狭隘。”“从理论上说，以前只认为一个民族应该有自己的特点。现在我看，不能任何事物都这样要求。民族特点是客观存在的。有些特点还应该发展，但少数民族的某些工作，表现不出民族特点却对各民族都有好处，这也是很好的贡献嘛，有什么不好呢。”（61-62）后来，他进一步阐明：“回族之普遍地使用汉语汉文，减少了语文上的民族色彩，同时也减少了学习汉族文化的困难。后者对于回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有利的条件。”（注：《中国通史》第1卷，第49页。 ）对于一个对本民族怀有深厚感情的人，能够跳出本民族的视野和利益界限，接受削弱本民族特点并为主体民族作贡献的事实，应该说是在民族思想上的一个了不起的飞跃。
    另一方面，白先生对历史上已形成为恶劣传统的大汉族主义予以彻底、公正的揭露和批判。他认为尊重汉族的历史地位跟大汉族主义是两回事。汉族成为主体民族，可能成为大汉族主义思想滋长因素之一。对大汉族主义的批判，从以下方面入手：第一，同为古代后裔。边远地区民族的祖先，和由内地周殷夏戎蛮狄夷濮诸族融合的汉族的祖先，是兄弟关系，亲戚关系，人多的主体民族不可能“天赋独厚”，汉族不比其他民族更聪明。第二，汉族得天独厚，在形成过程中占有中原地区优越的地理条件。在农业社会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良好的土壤、气候、水利等自然条件使汉族迅速发展。尽管总的讲，汉族水平是比较高的，但先生还要人们注意：“在某些方面，汉族可能不如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超过了汉族。”（56-57）说明主体民族依靠地利占了便宜，是没有理由歧视吃了亏的其他民族的，何况他们也并非十全十美，绝对先进。第三，主体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各民族的各方面支持。先生认为：“我们说汉族是主体民族，并不是说少数民族无关紧要，并不是说这个老大哥可以欺侮兄弟、压迫兄弟。”（57）“因此，从历史上看，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汉族老大哥是带头的，但没有少数民族的发展，还是不行的。”（56）这也是毛泽东早就指出的：“那种以为只有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没有帮助汉族，以及那种帮了一点少数民族，就自以为了不起的观点，是错误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4页。）少数民族为边疆的开发和巩固国防及反对内外共同敌人，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第四，少数民族向往中原。历史上弱小的民族被排挤到边远地区，但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和长期积累下来的政治威望，对他们仍有吸引力，常通过朝贡与和亲甚至战争反映向往中原的心情。这种心情不仅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是合情合理的，即使在未来的年代里，人们心情依旧，“在所有向超工业化过渡的国家，在未来的人的中间，迁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摆脱过去的束缚，是向更富裕的未来迈进一步。”（注：阿尔温·托夫勒： 《未来的冲击》，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81页。）白先生的观点同那些把和亲看作是皇朝屈辱的事情、把民族战争“只做简单化的解释”的大汉族主义相比，可以看出先生了解少数民族，视野开阔，民族思想充满平等友好，而且“符合历史的发展”（59），是民族史学思想的更新。第五，全面、系统和最精彩的批判，集中在《中国通史》先生亲自撰写的第一卷第一章中的第一节。如何将民族史融入中国通史，以打破汉族皇朝史、中原皇朝史的中原汉族正统论和轻视甚至排斥少数民族史论的大汉族主义传统，是白先生长期思考的问题。因此，《中国通史》既写好了汉族史，又能安排好各民族史。作为开宗明义的首章首节，必须总结性地论述几千年中国多民族史研究的得失，也就必然涉及对几千年居统治地位的以民族歧视为特点的大民族主义尤其大汉族主义的批判。其中包括：“圣人”孟子骂“南蛮舌”的话，表示了对其他民族的歧视；班固的《汉书》反映了对南粤、西南夷及朝鲜等民族的鄙视态度，把匈奴看作天生的劣等民族，是对少数民族极为恶劣的态度；《后汉书》忽视民族友谊，强调少数民族对皇朝的威胁；江统不愿羌氐自身发展，不愿平等看待这些民族；明清以来数百年间，大民族主义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王桐龄等的《中国民族史》实际上只是汉族形成发展史；魏源《圣武记》有爱国思想，但大量地颂扬了镇压少数民族的胜利；章炳麟等革命家同时也是大民族主义者；孙中山主张民族平等，但认为元清的统治是中国二次亡国等等。应该指出，白先生反对大汉族主义，是在尊重汉族的历史地位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对大汉族主义的批判不等于否定汉族的主体的优势地位，而是通过回顾与总结中国民族史，以史为鉴，处理好各民族间的关系，促进民族大团结。当然，他也批判少数民族因长期受大汉族主义压迫而形成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指出“他们强调本民族利益，不考虑别民族的利益；怀疑族外的人，甚至是善意帮助自己的人；拒绝接受新事物，甚至是对自己有益的事物。”（32）他还反对作为大民族主义尾巴的、否定本民族一切的民族虚无主义。但根据众多弱小民族和一个强大的主体民族并存及大民族主义长期盘根错节的国情，为维护全民族的根本利益，重点必须反对大汉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