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白先生民族观的动力所在
    先生上述关于民族问题的思想和理论表明，他半个多世纪对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不断创新的研究成果，是在以民族和睦为特点的热爱本民族、尊重大民族、维护全民族团结统一的民族观指导下取得的。关于这一点，1994年中央统战部李生玉同志曾作了高度的概括，称先生“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也关心本民族的历史和发展进步，重视各民族的团结，并把这种高尚的政治品质融入了他的整个研究工作之中。”（注：《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第638页。）显然， 在各民族经过长期交融组合、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帮助、相互学习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样一个大环境中，少数民族知名学者具有代表性的民族观及研究成果，对于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成功是有重要意义的。而这一科学的民族观的动力、深层次的思想，大体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爱国主义精神。先生是回族人，但首先是位爱国主义者。列宁的名言：“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8页。）在白先生身上非常明显。对民族和人民的热爱，对国家命运的关切，赋予他以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使民族观具有无比的坚定性。除了幼时受到良好的爱国启蒙教育外，在先生的世界观形成之际，大量国家主权和领土横遭蹂躏的事实，无疑对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起关键性的强化作用。他积极参与维护祖国尊严的活动；在学术研究中指出民族动态“处处和我们的社会及国家命运发生了密切联系”；提出并强调回族是在中国境内形成的民族，在增加人民对民族的认知感的同时，也增强了同其他兄弟民族的共存意识。爱国主义是先生的民族友好思想发展的潜在动力，在它的推动下，先生以其开拓民族史与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一系列理论，为中国史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爱国主义又是先生推动民族大团结、民族复兴大业前进的力量源泉。他提倡通过历史教育发扬中华民族爱国和革命的优良传统，主张大力宣传民族自尊的思想、民族自信的思想，提高伟大民族的自豪感，特别是要强调结合少数民族史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各少数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在共同创造中华民族历史中作出过特出的贡献，各族人民有亲密团结的历史传统。贯穿《中国通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理论学说，更显出推动民族团结统一、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强大威力。
    二是民族平等思想。白先生民族观的正确性来源于符合国情的民族平等思想。由众多民族共创中国悠久的历史，在民族压迫的制度下，长期被不公正、不合理、不平等地视为汉族史、中原皇朝史。少数民族史被置于中国史外，他们对中华民族形成与统一的贡献被排斥。因此，渴求民族平等，还原历史真相，维护民族团结统一，成为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也只有在推翻民族压迫制度后，民族平等政策实施时，这种愿望才能最终实现。白先生在“贯彻着民族自由平等的原则”的新宪法刚一诞生即欢呼：新宪法草案“这样适合于我们的实际情况，适合于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要求，这真是杰出的多民族国家宪法。”（3）先生在民族新生的大时代中，从民族平等思想出发， 对民族不平等的恶劣的历史传统进行了批判，揭示了古今各族共同创造中国史及中国是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客观真理，从而再现了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恢复了少数民族的尊严，促进了各民族的了解与团结。先生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主体民族及其应有的历史地位，要求写好汉族史，同时将少数民族史融入中国史而成为其有机的组成部分。先生以统一的标准评价各民族的历史，做到公正、客观，实事求是。《中国通史》从中国历史的统一、分裂角度进行分卷的设计，“不仅能更充分地反映中国历史发展总的进程，也体现了白先生史学思想中的民族平等思想。”（注：《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第397页。）
    三是唯物辩证法思想。这是先生民族观科学性的来源。众所周知。运用辩证法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是先生学术研究中的一贯作法。特别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先生更有意识地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研究工作，形成了具有民族特点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完成了认识在研究的实践中发现真理、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辩证发展过程。如同史学领域其他重大理论问题，在民族问题上，他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思想，反对孤立、静止、片面地看问题，而用联系的、发展的和全面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和对许多争论已久的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问题作出解释，使问题得到了重大的突破和圆满的解决。先生通过分析和综合的科学的逻辑思维方法，总结出新宪法的一大特点是在民族问题上的辩证处置：在国家组织上，统一的国家和多民族相结合；在建设过程和改造过程中，一般和具体相结合；在关于民族特点的问题上，领导的帮助和群众的自愿相结合。在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问题上，他用发展的观点，既看到民族斗争一种运动形式的存在，也看到民族友好的另一种运动形式的存在，并在此认识前提下指出民族矛盾运动形式的物质基础即地区社会发展不平衡性造成民族斗争的原因，最后揭示了各民族都朝一个共同的方向前进的规律，实事求是、全面地反映了几千年来民族关系以越来越团结友好为发展主流的历史。在多民族的统一问题上，先生对“一”与“多”的关系也辩证地强调一个方向问题，即统一是社会方向，社会历史发展前途的方向。发挥“多”，使各民族对历史多作贡献，可以更丰富“一”，使“一”更丰满。他不仅以此阐述了统一和多民族的辩证统一的关系，还将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鼓舞了各族人民向全民族大团结统一的方向奋进。关于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关系，先生指出了汉族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发展，而汉族的发展又离开少数民族的支持这样一种辩证关系。在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工作上，他强调的是“要站得高，要从整个历史发展看问题，”（61）要从横和纵两个方面看问题。关于民族英雄的评价问题，他反对用局部的民族的观点去肯定，而要“从全局看”，“从全国眼光看，他们促进了本民族的发展，对全中国的发展有利。”（44）先生从唯物辩证的科学历史观出发，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看到地理条件对各民族历史发展，特别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以至心理状态变化的重要影响，找到了汉族的形成、成为主体民族及少数民族向往中原和靠拢汉族的主因，同时指出中华民族在重新组合过程中利用自然条件发展成为先进的民族，其中包括少数民族在边远地区的经济、军事上的特出贡献。先生又根据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能动的反作用原理，精辟地论述了统一意识问题。他认识到统一意识在中国成为历史传统坚强地发挥影响，是因为社会意识这种精神力量可以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足以摧毁任何分裂、割据的存在，取得更大规模的统一，推动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用爱国主义、民族平等思想和辩证唯物主义指导民族观，把对本民族的感情同全民族共同命运紧密相连，努力还原民族史、民族关系史的真相，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定的基础，这大概是白先生的民族思想的脉络，也是对中国史学思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的体现。在新世纪，民族意识和凝聚力等发展因素所构成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更趋激烈。先生这一思想对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无疑是个积极的贡献。同时，他的先进的民族问题的思想理论也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是对当今“台独”、“藏独”等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敌对势力的有力的批判武器。再者，先生作为中国穆斯林知名人士，他关于民族团结统一的论说，可向外界表明，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确是最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