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为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和伟大复兴作贡献
    作为少数民族的有识之士，本着对本民族高度负责的精神，不仅要将视野顾及主体民族，更要拓展至由众多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只有站在中华民族的高度看问题，才能认识到本民族的存亡取决于全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真正做到将各民族的局部利益服从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并摆正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实现全民族的大团结。江总书记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讲时指出：“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基础，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注：1999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白先生正是为了加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和着眼于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作出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以各民族友好合作为主旋律，不断谱写出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新篇章，鼓舞和教育各族人民为中华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而努力奋斗。先生的有关撰述似可大致归纳为一个中心思想，两个主流说和三个理论。
    一个中心思想，是指民族友好与统一的思想。这一思想贯穿于先生关于中华民族的一系列见解、理论和著作。他早年审时度势弃文从史时，即主张民族合作、振兴中华、共抗外侮：在“日本的大陆政策给我们以最严重的压迫”的时刻，“中华民族的复兴，回教徒应有沉重的负担。”吁清族内外人“造成合作的大事业”。“我们不想把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则已，否则必不该卸却这方面的时代责任。”（77-80）在外敌压境的情况下，先生考虑的不是单个民族的存在和作用，而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着想，并把中华民族的团结视为单个民族的时代责任，表明其民族观始终处在民族友好合作与团结统一的高度上。也只有在这一高度上，才会在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之时，纵情欢庆自己民族的新生，代表本民族表达对置身其中的民族大团结的大时代的喜爱。在新的大时代里，党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的政策无疑是对先生民族友好思想的充分肯定，同时也像阳光雨露滋润着这一思想的飞跃发展。他热情赞颂各族人民亲爱团结的历史传统，强调各民族在共同创造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的兄弟情谊，主张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结合少数民族史、宣传少数民族史和社会情况，以“建立友爱合作的民族思想”，即：“汉族人民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人民，他们是汉族人民的弟兄，是汉族人民的手足；必须大家都进步，中华民族才能有全面的进步；必须大家有深厚的友爱和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有真正的巩固和发展。”（34-35）前述关于语言民族色彩和民族特点问题上先生曾检讨自己认识上的狭隘，这不仅是冲破本民族利益局限的体现，也是民族友好的中心思想的具体反映。而这一中心思想更集中反映在以下三个理论方面。
    关于中国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现有的和曾经有过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的理论。这是批判大汉族主义的皇朝疆域观和汉族皇朝史观的必然结果。反映了疆域问题同各族人民的密切联系，强调了各民族共创祖国历史的事实。在当今国土的大舞台上回顾各民族的历史活动，不仅客观反映历史原貌，拨乱反正，而且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乃至国际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先生这一科学论断最终被普遍接受，确是史学思想上的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在这一理论指导下，长期排斥在外的少数民族史，争论多年的民族归属、战争性质、和亲态度等民族关系问题，终于在多卷本《中国通史》内一一得到应有的安排和结论性的阐述，并实际上圆满地解决了1980年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问题；“我们现在还缺乏一部把中国各民族的关系完整地、系统地描述出来的历史。我们非常需要这样一部历史，哪怕是画出一个比较简单的轮廓也好。”
    关于历史的分期问题的理论。它的一个核心，是历史分期特别是封建社会的分期与民族关系问题分不开的思想。根据先生的理论，民族关系成为各历史发展时期的重要因素、最大的标志。他主张将中国封建社会分为四个时期，论述封建社会成长、发展、进一步发展及衰老时期各民族的融合、组合、重新组合对封建化的促进作用。这不仅记述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全过程，而且反映了民族关系越来越密切的发展趋势，其民族友好的中心思想十分明显。本理论指导了《中国通史》的撰述，并实际上解答了世界史坛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这样一个古老而又非常现实的问题。
    关于多民族的统一理论。这是前述各民族共创中国历史理论的深化与再创新，是民族友好中心思想的进一步体现。先生提出，中国各民族依循单一民族内部统一、地方性多民族统一、全国性多民族统一到社会主义多民族统一四种形式渐次发展，从而精辟、准确地描绘出中国各民族大团结构架的层次与规模，令人信服地看到中华民族能够实现和巩固大团结及伟大复兴的扎实的根基。这一理论涵盖了当今国土上现有和曾有过的民族对国家形成的贡献，再次批判了大汉族主义。四种统一规模表明，各民族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才达到今天的空前团结统一，对这来之不易的果实必须珍惜，民族友好更为重要。统一过程中有过分裂、割据，但不影响全局。由于统一意识这一历史传统的能量的作用，暂时的分裂、分散又为更大规模的统一作好了准备，统一始终是个历史发展的方向。
    先生从统一的多民族理论引申出两个主流学说，即关于统一规模主流和民族关系发展主流的见解。关于前者，他认为秦汉实现全国性多民族统一后，“从历史的某一片断来看，确切不止一次地有分裂状态的存在，但从历史发展的全貌来看，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才是主流。”（注：《中国通史》第1卷，第92页。）关于后者， 先生指出：“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民族关系是曲折的。但总的说来，友好关系越来越发展。”（注：《中国通史》第1卷，第95页。 ）前者不认为各民族始终保持全国性的统一，后者不认为各民族关系始终保持友好，又都不隐讳统一过程和民族关系中的种种曲折的事实。但更强调自孔孟起形成的统一意识、中原地区对少数民族的吸引力的巨大作用，使得历代皇朝都拿统一规模作为当时政治成就的最高目标，使分裂的割据政权也把统一作为奋斗的方向；而民族间不和与战争则基本上是反动统治阶级和历史条件的局限造成的。由此可见，统治阶级对民族统一采取一个态度时，可能会对民族关系持另一种看法，于是产生了这样的情况：“民族友好的历史发展和多民族统一的发展不一定是同步的发展。但到了今天，这二者是同步前进的。”（注：《中国通史》第1卷，第98页。 ）只有各民族人民得到了新生，真正处在当家作主的大时代，才能实现民族空前的大团结与统一。
    以上理论与学说都反映了历史的真相，也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在民族友好的思想指导下，先生以绝妙的史笔，在清算统治阶级的责任及批判大汉族主义的危害之后，努力“廓清历史上所笼罩的一些迷雾”和“这样那样不愉快的事情”，恢复“人们对于长期友好的印象”。即使民族战争，除前述有向往中原的心情因素外，还有“有的时候，斗争是手段，友好是目的”和个别争吵“不一定就破坏民族间的友好”的情况。先生打破旧史突出民族矛盾的传统，有意淡化民族战争的火药味，一方面为了还原民族友好在历史记载中的本来地位，同时表明了“我们抚今追昔，应该特别珍重历史的主流”（注：《中国通史》第1 卷，第95-96页。）的民族友好的一贯思想。这一思想的正确性可从江总书记的演讲中得到验证：“中华民族历来珍惜民族大团结和祖国统一。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从古代开始就在华夏土地上劳动和繁衍，经过长期的相互帮助、相互学习、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注：1999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