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通电和报告外，国民党中央民运会主办的《民众运动月刊》还发表专门文章，驳斥资方团体对“养电”的反响，斥责资本家不明大义，“狡辩顽抗，以资本力量来压迫工人及政府”，贻害社会。针对资方要挟政府维护实业，文章认为政府所维护的是整个实业，并不单以维护资方的利益，才算维护实业。政府强迫资方开工，亦是维护实业。指责资本家“以怀财己身为维护实业之藉口，驯致以实业为资本家之专利品”，同时也警告资本家若一味曲解约法，恃财硬干，上抗中央，下压工人，显明其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将是中国资产阶级自取灭亡之道（注：陈振鹭：《读中央民运会养电及其反响与共鸣后》。）。
    1928年以来，国民党中央对资本家阶级如此大张挞伐，尚属首次。而上海资本家以一个阶级集团阵营与国民党中央形成如此严重激烈的对峙态势，亦属前所未有。面对国民党中央措词严厉的“讨伐”，上海各厂商和各资本家团体非但没有为国民党中央的政治权威所慑服，反而再度群起应战，奋起反击。9月9日，中华工业总联合会致电南京中央党部、中政会和国民政府。10日，中华国货维持会、上海国货工厂联合会等6大团体联合致电中央党部。11日，上海大生纱厂等64家厂商联合发表宣言。资方不仅阵容强大，而且将其通电宣言以巨版篇幅登载于沪上各大报纸。一时间，资方与国民党党方对垒的浩大声势几乎超过了资方与劳方之间的冲突。
    与前次通电宣言相比，资方的此次通电宣言更富有攻击性和挑战性。首先，针对党方指摘“滥发宣言，目无法纪”，资方反驳说，法院判例是否得当，尚许学者于判决以后公开评论。党方“养电”与法令是否相符，何以不能让人怀疑和批评？党方“卅电”既称应依法解决，而“养电”以非常手段强迫开工，即与依法解决立于绝对相反地位。再者，政府既可舍弃法定程序而诉诸非常手段，则资方劳方亦可舍弃法定程序而各出非常手段以谋胜利。政府若必以非常手段才能达到扶助劳工之目的，无异谓通常之法令手段是专为保护资方而设，其误会不更甚乎。
    在与党方论辩过程中，资方始终以“尊崇法治”相标榜，指责党方将党权置于法律之上，是违背约法，违反法治。资方声称：“同人爱护党国，爱护秩序，不得不爱护法治”。“欲谋劳资之相安，必先尊崇法治；欲尊崇法治，必排斥法律以外所用之一切非常手段。”（注：《各厂对于民运会卅电之宣言》，《申报》1932年9月11日。）公开质疑和否定国民党党权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绝对权威。资方还引用1928年7月国民党公布的《治权行使规律案》规定人民之生命财产与身体自由皆受法律保障为依据，指责党方强迫资方开工，是剥夺人民财产自由，认为只有在资方营业违法时，法律才能停止其经营，但法律并未规定在何种情况下，得强迫其营业。国民党所制定的约法既保障人民财产私有权，即不容非法剥夺。指责党方“不导民以循律守法，而代以非常手段”，是自乱法治。资方还引民权主义为立论依据，声称“民权主义之最高原则，政府者，人民之组织，非政府之组织”，亦即否认国民党对国家政治资源的垄断。最后，资方指责国民党中央偏袒工人阶级，抑压资产阶级，认为资产阶级在国民党统治下未能得到法律上的平等待遇，责问：“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独至劳资对峙，此条乃不适用乎？！”（注：《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佳电》、《六团体呈中央党部电文》，《申报》1932年9月11日。）
    对国民党中央民运会而言，“以非常手段，强迫开工”一语竟引发上海资本家阶级如此强烈的反弹，实出乎意料。面对上海资本家阶级肆无忌惮的公然指摘和日益高涨的“嚣张”气焰，国民党中央民运会无比恼怒，痛斥资方“妄发宣言，架词耸听，哓哓争辩，言动离奇”，“视法令如弁髦，等政令于儿戏”，“煽动挑拨，希图淆惑社会观听，殊属谬戾”等等。中央民运会一面上呈中央执行委员会请示处置办法，一面急电上海市党部和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以“事关本党主义之推施，及整个党政之威信”，令其“全权妥速处理”。
    中央民运会在给中执会和沪市党政机关的电文中，对资方的种种指责一一批驳。主要有如下三点：（一）三友实业社此次停工，既没有依照《工厂法》的规定向工人履行预告手续，亦未依《工厂法施行条例》关于工厂歇业或停工时应事先呈报主管官署的规定办理，显已违法，致造成工人绝食请命之非常事态，政府自应有强令复工之权。（二）《劳资争议处理法》规定，在调解及仲裁期内，雇主不得停业或开除工人，工人不得罢工，否则主管行政官署得随时制止。据此，政府对三友社停业的违法行为，自可随时制止。（三）约法规定，“人民得自由选择职业及营业，但有妨害公共利益者，国家得以法律限制或禁止之”。三友社此次停工，造成上海数千熟练工人骤然失业，使社会治安受到莫大影响，政府为维持公共利益计，自可勒令其复工（注：《上海市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案》。）。
    针对上海资本家阶级一再以“遵循法治”相要挟，国民党中央民运会亦只得据法相驳。但与前两次有所不同的是，此次中央民运会未将电文宣示报端，说明已无意与资方展开第三个回合的公开论辩。由此一来，资方与党方前两个回合的公开较量，乃以资方最后挑战性的论辩而告终，隐然给人们以资方强硬，党方软弱的印象。
    在这一事件中，上海资本家阶级试图以民权颉颃党权，以法治抵制党治，否定国民党对国家政治资源独占垄断的合法性，同时抵制国民党政治权威的控制。自国民党党治体制确立以来，国家权力通过各种手段不断向社会各个领域扩张和渗透。在这一过程中，城市资产阶级感到其自主权日益受到国家权力的侵蚀，其自由活动空间日益缩小。“以非常手段，强迫开工”虽仅是针对三友实业社一厂而言，但整个上海资本家阶级从这一事件中已经感受到来自国民党党治权威的压力。他们声称，不仅营业自由受到限制，甚至“不营业而亦不得自由矣，正负两途同时并绝”（注：《六团体呈中央党部电文》，《申报》1932年9月11日。）。上海资本家团体群起攻击党方“非常强迫，剥夺越权”，显然不仅仅是出于对三友实业社资方的友情声援，而是藉此机会发泄积蓄已久的对国民党党治体制的强烈不满。
    从另一方面观之，上海资本家阶级的强烈反弹和“嚣张”气焰，又足以反证国民党党治权威尚未强大到为所欲为和足以控制资本家阶级的程度。在这一事件中，上海资本家阶级表现出相当强的政治独立意识和自主组织能力，而国民党显然无法以政治强权将资方压服。这一点在三友劳资纠纷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展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