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家一方言之，“三友案”之所以引发一场与国民党政权的激烈较量，并非偶然。在此之前，上海资本家阶级与国民党政权之间即存在着不少矛盾，如上海资本家对政府不断施加的经济压力十分不满。国民党近于勒索的捐税和摊派使上海资本家不堪承负（注：参见〔美〕帕克斯·M.小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而“三友案”所触发的交锋，则主要缘于上海资本家阶级对国民党日益扩张的政治权力的不满和反抗。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其政权的触角不断向社会各个领域伸张。在这一过程中，城市资本家阶级感到其自主活动空间日益受到国家权力的侵蚀和挤压。“以非常手段强迫资方开工”，至少在两个方面使上海资本家阶级感到恐慌：一是“非常手段”意味着国民党党治权力不受法律的约束而毫无节制；二是“强迫开工”意味着资本家的营业自由和人身财产自由随时有被国家政权剥夺的危险。尽管国民党一直承认财产私有制，亦无意消灭资本主义企业制度，但从北洋放任体制下过来的资本家阶级转而置身于国民党党治体制之下，显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感到无法迫使国民党政府对他们负责和回应他们的利益要求。他们甚至指责国民党政权偏袒工人阶级，压制资本家阶级，讥讽国民党政府是保护劳工的政府，认为三友社资方一再上诉是徒劳的，“非先从改造政府不可”（注：《三友社对于仲裁之异议》，《纺织周刊》2卷35期。）。
    另一方面，上海资本家阶级在与国民党中央的激烈交锋中，展示了相当强的政治自主意识和组织能力。尽管国民党力图将资本家阶级纳入其政治控制体制之下，但后者的强硬颉颃和不肯轻易就范的姿态，表明此时国民党政权对城市资本家阶级的控制和支配力还相当有限。在三友事件中，上海资本家阶级以民权对抗党权，以法治抵制党治，否定国民党对国家政治资源垄断的合法性，抵制国民党政治权威的控制。而国民党显然无法以政治强权将其压服。上海资本家阶级的强烈反弹和嚣张气焰，清楚地反映出当时国民党党治权威尚未强大到为所欲为和足以控制资本家阶级的程度（注：关于国民党党治的脆弱性，参见拙文《党政关系：国民党党治在地方层级的运作（1927-1937）》，《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3期。）。有西方学者认为，上海资本家在南京政府的压榨下，根本无力反抗（注：参见王克文《史家眼中的国民党中国》，《知识分子》1985年春季号。）。“三友案”对这一说法提供了鲜明的反证。
    3.工人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
    1927年以后，工人与国民党政权之间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亦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徐思彦对20世纪20年代的劳资纠纷研究后认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的劳资政策明显向工人一方倾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工人由扶助和依靠的对象一变而成为控制的对象，与此同时，工人运动亦受到抑制和限制（注：徐思彦：《20世纪20年代劳资纠纷问题初探》。）。三友劳资纠纷个案虽然不能反映国民党政权与工人之间关系形态的全貌，但它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国民党党治体制下，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工人是如何表达自己的声音的？在“三友案”中，工人虽居于弱势地位，但并非完全是被动受压的角色。在国民党的劳资政策不再向工人倾斜的情况下，三友社工人运用各种策略将自己的生存困境建构为危及政治安定，因而是政府所不能回避、推诿的紧要问题。在无力与强势的资方抗衡的情况下，劳方不断向当局请愿申诉，并通过新闻媒体不断发表通电宣言，将自己的悲惨处境和资方的为富不仁诉诸社会，以激起社会舆论的深切同情和广泛关注。在纠纷迟迟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三友社工人乃以绝食作为最后抗争的手段，并越级上访，直接将问题向国民党中央呈诉，使国民党中央在千头万绪中意识到该案件的严重性，足以危及政治的安定，因而是政府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在工人的绝食举动获得广泛关注和同情的情况下，国民党中央不得不站在工人一边，谴责资本家摧残民运，破坏社会秩序，以至责令地方党政当局以非常手段强迫资方开工。当上海资本家阶级奋起反抗国民党权威时，又无形中从反面推动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向工人一方倾斜。与此同时，全上海各业工会起而声援拥护国民党中央决策的举动，隐然使国民党中央与工人阶级暂时结成联盟，以对付资本家阶级的“嚣张”气焰。
    在这一过程中，三友社工人采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行动策略，将纠纷“闹”大，逼迫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当局向弱势的工人一方倾斜，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打破惯常在劳资之间所采取的“兼顾”、“平衡”和“协调”的政策取向。三友社工人在将纠纷“闹”大的过程中，又存在着一条虽然模糊、却又无时不在的行动界限，即自始至终采取和平的“闹事”方式，如频繁地请愿上访，三番五次地发表通电宣言，乃至组织绝食团、哭诉团等。这些行为既达到了将问题“闹”大的目的，又没有给国民党当局留下煽动阶级斗争的口实，相反却让资方承担了破坏社会安定和危害党治秩序的责任。在这一过程中，劳方较好地把握了“闹”的边界（度）：“闹”轻了，不能得到国民党当局的重视；“闹”过头了，又可能招致国民党当局的镇压。
    再者，三友社工人在向国民党中央建构问题化的过程中，始终以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为理念诉求。在国民党没有公开放弃“总理遗教”这面旗帜以前，他们的这一诉求显然置国民党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更令国民党难堪的是，当劳方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为诉求的同时，资方亦搬出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作为自己的立论基础，指责国民党剥夺人民财产自由，违背约法，偏袒工人，歧视资本家，使高唱阶级调和、劳资合作的国民党处于腹背受敌、两不讨好的境地。
    此案所展示的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政权三者之间关系的复杂面相，引发我们对国民党政权阶级基础的再思考（注：1980年代前期，西方学者曾就国民党阶级基础问题展开过热烈讨论，参见王克文《史家眼中的国民党中国》（《知识分子》1985年春季号）。该文对美国学术界有关国民党阶级基础讨论的不同观点做了介绍。）。国民党执政以后，一再声称代表“全民”利益，而事实上，“全民”中到底有没有某一个或几个阶级，真正认同或感觉到国民党确实代表他们的利益。1932年，国民党籍学者萨孟武撰文批评国民党代表“全民”的失策。他指出：“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利害是不能一致的。我们绝对不能同时得到他们两者的拥护。我们要想得到资本家的拥护，便须放弃劳动者；我们要想得到劳动者的拥护，便须放弃资本家。如果我们同时希望他们两个阶级都来拥护，则我们的政策只能模棱两可。然而模棱两可的政策，终久必为他们所厌弃。”萨孟武还称：“我们如果要得到劳动者的援助，我们对内须先确认生存权制度，对外无妨与第三国际合作。如果我们一方面大喊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同时他方面又反对第三国际；一方面保护资本家，同时他方面又欲无伤劳动者的感情，则我们在国际上必致孤立无援，在国内必定得不到任何人民的同情，其结果，我们的党便失去力量”。萨孟武承认，国民党的社会基础是非常薄弱的。而薄弱的原因不在于国民党不想博得社会全体人民的欢心，反而在于国民党太想迎合社会全体人民的意思，结果反而一无所获（注：萨孟武：《如何增厚党的力量》，《时代公论》4号，1932年4月。）。萨孟武也许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当时国民党的两难处境。
    附识：本文初稿曾提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第三届青年学术讨论会（2001年8月），承蒙曾业英、杨奎松、汪朝光、虞和平、徐秀丽、黄春生、王建朗等专家指正，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