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语境下，以“废督裁兵”为基本内涵的文治主义思潮再度兴起。本来，北洋集团中就有主张“文治”的一派。“语其渊源，则肇始于北洋幕府”。袁世凯当政时，标榜“军人不得干政”[9]，遂使幕中有政治才干者得以登进。王士珍、徐世昌就被认为是北洋集团中“文治派”的代表[10]。不过因为军阀实力强大，王、徐辈即便是在被推上总统和总理位置的情况下，也未能真正主政。现在，武力统一政策遭受重大失败的现实终于使国人认识到国家实施“文治”的重要性，偃武修文的呼声由是再度高涨。
    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进步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文武关系的弛张变化。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以高等教育为例，1912年中国的公立大学的数量只有2所，教员人数为229人；1916年学校和教员数分别增加为3所和420人；1925年则增至34所和3762人。在学校和教员数量增加的同时，学生人数则从 1912年的 2076人增至 1925年的 21488人。[11]加上从教会大学及其他私立大学毕业及国外留学归国的学生，中国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人已形成一个相当规模的群体。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国内教育已经具有鲜明的“国民教育”的特征。它在给学生传授现代科学及人文知识的同时，亦注重近代民主意识的培养。从观念更新的角度分析，军阀统治虽然给中国带来了基于武力的政策，但由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大一统”局面的不复存在，也带来了相对理性的争论与宣传。大量的报刊杂志得以发行流通，民主政治的观念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吴虬“中外大学专门学生，年有增进，革命性的人物日多，即北洋派潜势力日减”[12]一语，清楚说明了当时文武势力消涨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文武观念变化的特殊语境使军阀不得不注意自己的身份认同，避免给人造成“干政”的印象，主张由政治家来决定国家政治问题。例如，曾经是“中国最有实力的军人”的吴佩孚，就一再宣称自己“只是个军人，不懂政治”，主张将政治问题交由政治家解决。 1924年10月，正当其势力如日中天之时，他却在参议院的宴会上表示，愿国会为之记名“入武庙”而不入“文庙”，以示不争政权之意，其军人的身份认同十分明确。[13]正因为如此，在对奉张作战过程中，“洛阳的军事领袖极力证明汰除军人政府，恢复在议会控制之下的文官政府的努力的正当性”[14]。值得注意的是，军人注意自己的身份认同在当时并非个别现象。曹锟在1923年10月就职大总统时发表就职演说，亦公开承认自己毕生只是个军人，没有从事文官政治的经验，因而一方面强调应以宪法作为共和民主的基础，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注重强调儒家的政治理想，注重依靠正直而又有才能的人来统治国家。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时也作出了几乎同样的表态。[15]后来段祺瑞被推翻，张作霖在就政府主政人选问题发出通电时，更是表示“对于法律、政治概不过问，悉听海内贤豪公同解决”，并明确指出“武人干政为从前最大症结，专制独裁亦即民主最大障碍”。[16]
    国人在观念上由一段时间的极度“尚武”到“右文”的转变或回归趋势，从这一时期军阀的大量通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几乎没有哪个军阀在攻击自己的对手时会出来为军人干政辩护，而拥护民主共和、要求实施宪政、呼吁文官政治、反对“黩武主义”、要求废督裁军、呼吁国家统一则成了军阀们“电报战”的主题。美国学者Lucian W.Pye曾经对当时督军彼此之间相互攻击的300份（次，下同）通电、公共演说、公告以及谈话的内容作了分析统计，发现其中没有一份为军人干政辩护，而呼吁道德规范的有30份、拥护民主共和的有37份、要求实施宪政的有19份、反对专制独裁的有26份、主张联省自治的有11份、呼吁文官政治的有10份、反对“黩武主义”的有32份、要求废督裁军的有27份、呼吁国家统一的有38份、主张建立法律秩序的有37份、主张实践民权的有9份。这些就类别而言可以划归“文治”的主张交叉重复出现了近30O次，也就是说，几乎每次“军阀”的通电布告讲话，都在攻击对手的同时，提出某些属于“文治”的政治主张。[17]
    一般认为军阀往往是赳赳武夫，穷兵黩武，然而此时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军阀似乎更加注重“文斗”。每次对其他军阀作战之前，都要打很长时间的“电报战”，攻击对方。如直皖战争实际进行不过数日，但战前双方的口舌笔墨之战却长达数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后进行也不过月余，但“文斗”的时间如果从曹锟贿选开始算起，至少延续了一年半。攻击对手是为了“师出有名”，而这个“名”被落实在维护文治之上，且经常出现“文斗”比“武斗”更加激烈、持续时间更长的现象，这就颇有些耐人寻味。它说明至少在观念上，被称为“军阀”的地方实力派尚不得不以“文治”为国家政治的正常操作模式。
    军阀能够在公开的场合承认军人不宜干政，其原因十分复杂。中国悠久文治传统的作用与影响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些“军阀”毕业于国内外近代军事学堂，受到西方军政分途的制度及观念的影响，亦有以致之。军阀具有左右局势的实力，其是否真正愿意超越于政治当然存在疑问。但既然能够公开承认这一政治游戏的规则，“文治主义”就不可能没有相应的实际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