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方层面（或者说在“军阀”的统辖范围内），这种“文治”的倾向往往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在湖南，赵恒惕为了“澄清吏治，昌明内政”，在长沙举行县长考试。其程序分为甄录试、初试、复试三级。甄录试题目为论文及关于地方行政之策问两项。初试题目为宪法大纲、现行行政法令、设案判断、草拟文牍四项。复试由主试委员任意口试。各科成绩均须在70分以上方能录用。特邀章太炎担任考试委员长。初试题目之一是：“联治实行，制定国宪，对于国会制度，应采两院制乎？抑采一院制乎？试说明之。”从题目上已体现出明显的“文治”的倾向。经严格考试筛选，最后录取了30名，分别安排政务工作。[18]从考试的方式及内容都可以看出，联治运动中的湖南急于恢复文治的政治倾向。在四川，刘湘于1925年岁末召开了著名的成都会议，除了军界人士参加之外，会议章程还规定四川148个县每县都有一个文职代表与会。会议最后通过的一项重要决议规定，四川军队要远离内战，省内实施文武分途、军民异治，军事领袖不能干预民政，并限制军人以各种借口对人民的自由权利横加干涉。虽然会议没能限制作为军人的刘湘本人对于政治的“干预”，但至少对其下属造成了某种限制，从而助长了“文治”的空气。[19]就是在奉张当道的东三省，从1925年2月起亦实行了“军民分治”[20]。中央虽然不能实施像省级政权那样的对于基层政权的控制，但也尽量做出姿态，采取措施，以恢复“文治”。例如，1925年2月，执政府就曾通饬各省长官严格考核吏治，规定按《县知事任用条例》，对县知事进行考试，以觇学识，明确表示，“果能认真甄别，不难拔选真才。地方长官用人行政，本有专责，其他军事机关，非职权内所应管者，一概不得干预，以清权限”[21]。对于国家根本建设问题，段祺瑞力主采取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就是基于文武关系变化的认识。他在一份通电中说，“历年屡试屡败之武人中心主义，心劳日拙之命令政策，愚者犹知其不可，于此而欲改弦更张，别辟径途，以挽末流之失，用成中兴之治，则舍会议解决而外，无他道也。”[22]旨在处理直奉战争遗留问题并谋求和平统一的善后会议之所以能召开，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用人方面，这一时期的多数“军阀”都比较注意网络知识人才，为我所用。例如1924年至1925年进占成都，担任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兼摄民政的杨森，“其用人也，喜欢用一般持手杖穿洋服的青年，只要说是何处毕业，便可立地收入夹袋”，挂上秘书职务，进入智囊团。于是一般知识青年，纷纷前来报效，以致成都的衙门里充满了“留学归来的新贵”。[23]在浙江，孙传芳亦极力网络人才，他礼聘丁文江担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全权总办之职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中央，政府各部中更是充斥着众多的专业人才。例如外交部，就几乎一直为在国外接受过现代教育，谙习外交事务及外交技术的顾维钧、颜惠庆、王正廷、施肇基、唐绍仪、黄郛等人主持部务，使中国的外交体现出十分明显的“近代化”或“专业化”的特征。像顾维钧那样能够在民初7届内阁中担任外长，而能够大体为不同的政治家接受，与他的“专业人才”的身份是分不开的。顾氏自己记录的吴毓麟对唐绍仪的一段谈话，颇能说明这一点：“少川，因为你在国内、国外受过教育，并且已经建立了你现在的声望，无论哪个派系当权，都会邀请你参加政府工作。但对我们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如果曹三爷（曹锟）下台，我们就要失业。”[24]
    军阀任用知识分子尤其是其中的精英人物，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现代外交、经济等方面的事务极端复杂，非单纯具有军事实力的人所能应付。曹锟在一次政治会议上反对吴毓麟等政府成员插手某驻外使节之任命时所说的一段话，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因为我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当外交总长。顾先生办外交有经验，我把这摊工作完全委托给他，你们为什么要来干预？这件事应该完全由顾总长决定。”[25]不过军阀任用知识分子，大多只是看重他们的一技之长，将他们当做“技术型”人才，安排在专业性很强的一些部门，从事专门工作，而不大愿意让他们参与政治。这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当时知识分子发挥自己作为的领域。有意思的是，被军阀任用的知识分子当中的许多人的自我身份认同也与军阀对他们的看法相近。顾维钧自己就承认：“这些年来，像我、王宠惠博士、汤尔和先生、罗文干博士这样的人一直努力保持我们的独立地位，我们自己没有分外之想。也正因为外界认为我们超然于政争之外，不依附任何政治派系和任何军事集团，所以他们都愿意延纳我们。”[26]超出这一领域，情况就不一样了。例如，当丁文江担任凇沪总办时，孙传芳“居然能完全信任他，给他全权，在他八个月任内从没有干预他的用人行政”，大体接受了他所提出的建设“大上海”的计划。但当丁提出改革中国高等军事教育的建议时，孙传芳却拒绝说：“丁先生，你是个大学问家，我很佩服。但是军事教育我还懂得一点--我还懂得一点。现在还不敢请教你。”[27]
    更有甚者，一些军阀在公开的场合主张恢复文治，但实际上仍牢牢操纵着政治的决定权。在临时执政府建立之初不断唱军人不干政高调的张作霖，在实际政治中始终是“外避干政之名，阴行干政之实”。在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之后，“奉张虽宣言不干涉政治，但彼之意旨，又处处托卢（永祥）转达，请段依照施行，致段每生困难之感。”[28]因而尽管文人们成为军阀延揽的对象，也能够被任用，但是所从事的工作却没有多大成效。文人以超越政治的姿态去为政府效力，“并不能制止那些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的军事集团”[29]。而政府中的文官们为了协调与军阀的关系，也尽可能地对他们实施优待。例如，1925年夏秋之际，政府财政困难，支出告竭，军人的索饷风波迭起。中秋前，政府终于通过几家银行筹集到一笔款项用于支饷。在分配这笔钱时，政府部门自己只得到了应付款项的4O%，而军人则得到了应付款项的7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