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对此作了明确的表述。他在一次演说中，强调要“使军队受党的指挥，使军事的训练和政治的训练并重，使革命的武力与民众结合”。在稍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再次强调军人必须“无条件地听从党的决定，接受党的制裁”[40]。曾经潴迹军阀行列，1926年转而投身国民革命的冯玉祥，亦表示要“将国民军建立在民众的意义上面，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深相结合”[41]。李宗仁在九江牯岭与蒋介石讨论革命方略时，亦强调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主张“扫除中国军队传统以个人为中心的恶习，使全国军队一元化，使革命军成为单纯党的军队，庶几将来可蜕变为国家的军队，为三民主义建国而奋斗”[42]。为实施党对军队的领导，国民革命军推行了党代表制度、政治工作制度，设立了政治部。廖仲恺、汪精卫先后担任了国民革命军各军党代表和总党代表，周恩来、李富春、林祖涵、李朗如等被分别任命为一至七军副党代表，从而建立起党领导军队的政治体制。虽然在国民政府统治下，南方军队始终未能真正如李宗仁所愿，由“党军”蜕变为“国军”，但“党军”较之同时代军阀的私人武装，差异亦是实质性的。
    显而易见，北伐前大约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国政治中的文武关系在既有的基础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军阀仍然在扩军备战，并且局部的战争一直时断时续，但实施“文治”的政治语境已经大体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就由武器装备、军队数量等“物化”的因素，转变为政治因素。
    对此，北方军阀大多没有获得清晰的认知。而国民党意识到这一点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最初国民党一直将其大部分精力用于军队建设。在联俄过程中，孙中山甚至还希望说服苏俄支持其在蒙古建立反对军阀的根据地，组织新军，但遭到苏俄拒绝。莫斯科甚至认为孙中山所领导的军事斗争的失败是中国国民革命的“福音”，要求孙中山将主要精力用于从事“政治斗争”[43]。苏俄的意见，虽然伴有自己国家利益的考虑，但毕竟说到了中国国民革命的要害，是符合当时中国文武关系转化的特殊语境的。受苏俄影响，也鉴于单纯军事斗争一再失败的教训，国民党最终接受了苏俄的意见，在从事军队建设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政党建设和“主义”的宣传（这两方面恰恰是北方军阀所最为缺乏的）。在这一变化的基础上，南北双方斗争的整体态势也随之改观。
    如前所述，如果单就军事力量而言，广东国民政府方面显然居于劣势。但国民政府从事的北伐并不是一场单纯的军事较量，在北伐的刀光剑影背后，还隐伏着一场激烈的政治上的高下之争，这就是近代的“黩武主义”与传统的“文治主义”的较量。南方打败北方，并不是在以暴易暴。北伐在军事力量不及敌军的情况下获胜，其克敌制胜的因素显然主要是非军事的。在这些因素中，“打倒军阀”这一政治口号向国人展示的要用“文治主义”取代“黩武主义”的政治前景，以及它所造成的人心向背，应当是南方取胜的重要的因素。
    总之，北伐前大约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国政治中的文武关系在既有的基础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军阀仍然在扩军备战，并且局部的战争始终不断，但实施“文治”的政治语境已经大体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就由武器装备、军队数量等“物化”的因素，转变为政治因素。对此，被称为“军阀”的实力派与国民党方面的认知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差别。前者“右文”只是在民心厌战的情况下作出的一种姿态，即便在一定范围内实施“文治”，程度也是有限的。而后者则实实在在地做了一些重要的工作，尤其是所做“打倒军阀”、“打倒列强”一类宣传工作，不仅使国民革命军在民众心目中树立起一种“有主义”的军队的形象，而且起到了十分明显的民众动员的社会效果。国民革命军北伐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应该能够从这一差别中获得部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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