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状况的存在，说明对于文武关系在这一时期发生的变化，尚不宜估计过高，至少在军阀统治区域内是这样。这时在军阀统治区域内任职的知识分子的地位，即便是其中最优秀者如顾、王、丁、颜之流，也只不过大体相当于旧时官僚机构内的“吏”的角色，而不是能够对政治作出最终决策的“官”，等而次之者则只能充当类似“幕僚”的配角。因而，尽管此一时期文武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弛张变化，文治呼声日益高涨，甚至有人提出“以文吏驾武人”[31]的主张，但许多人仍然不敢奢望通过政治家或通过国民会议的方式完全实施文治，因为武人在中国现实政治中的实际作用与地位仍十分突出，不可或缺。
    1923年《密勒氏评论报》作“十二位健在之最伟大国人”的问卷调查，结果侧身前12名的人当中竟有冯玉祥、吴佩孚、阎锡山、黎元洪等四位“军阀”出身的人。陈炯明排名第15位，段祺瑞排名第16位。进入前12名的尚有孙中山、顾维钧、王正廷、王宠惠、蔡元培、张謇、胡适、余日章等8位文人及政治家。[32]这次调查反映的这一时期文武关系变化的大体情况，可以归结为：国人在观念中尚主张“右文而不弃武，文武结合”。主张文治的章太炎在给《癸亥政变纪略》一书写序时说，“承平者尚文，处乱者任武，无中坚爪牙之力，而倔居于骁将乱卒之上，虽唐尧不能终日安也”[33]。这应该是一个比较现实的考虑。
    这就提出了废督裁兵、实施文治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的问题。从政治运作的角度分析，正如学者业已指出的那样，当军人干政的政治局面形成之后，有时军人暂不干政，政局尚有难以维持之虞。[34]另外，当时主张文治者提出“废督裁兵”，虽用意甚好，但通常被裁之“兵”都转变成“匪”，兵虽作恶，但毕竟尚有所节制，若沦为“匪”，其危害更大。尽管主张文治者提出了“化兵为工”的办法，但限于资金及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可操作性也不大。
    于是一些主张“文治”的人只好退而思其次，将实施文治的希望寄托在“军阀”特别是一些具有“文”的色彩的军阀身上，返身去作“尚文”的军人的工作，企图通过这些在他们看来介于文武之间的政治角色，来达到实施“文治”的政治目的。在湖南，从20年代初开始，人们经常听到“三个秀才携手合作，可以统一中国”的说法。三个秀才分别是指具有秀才和“军阀”双重身份的吴佩孚、赵恒惕和陈炯明。[35]杨荫杭曾把尚文的军人称作“有力之优秀分子”，认为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除南北两方有力之优秀分子互相提携外，实无他法”[36]。当时不少文人都在致力于争取“有力之优秀分子”。像胡适、丁文江等人提出“好人政府”的主张，很明显就包含了这样的用意。甚至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和陈独秀，也在南北分别做上述“三个秀才”中的两个即吴佩孚和陈炯明的工作。[37]
    而军阀也都纷纷作出“文”的姿态，以争取得到社会舆论的青睐。张作霖、张宗昌等没有现代文、武学堂背景的军阀固然无法附庸风雅，稍有这方面背景者，都尽量表现自己。例如段祺瑞在当上临时执政之后，曾作《内感篇》，用半文半白的语言，表明政见及心迹，虽然遭到一些人的挖苦嘲笑，但也赢得了慷慨赠送谀词，称其为“武人中之能文者”的个别捧场者。于是出现了近代中国文武关系中最具诡谲意味的现象，即文人的“尚武”和军人的“右文”。
    这种情况自然的逻辑结果，是中国政治出现了相当普遍的军阀政客相互为恶的局面。诚如《国闻周报》社评所言：“今蠹国之物有二，即军阀与政客是也。军阀已至末路……而政客之掀风作浪，尚未有已。政客依军阀为活，复乘军阀之弱，利用甲军阀打倒乙军阀，而居中渔利焉。东南之事，自齐燮元投奔上海，本可暂告段落，孙传芳苟延浙江，亦不至遽敢兴戎，而彼辈政客，日事包围怂恿……于是无端风浪，复起上海。人民罹难，政客实为之祟。……军阀政客，相依为命，我民苟能致力于推倒军阀，则政客亦将失所凭依，而欲速推倒军阀之成功，则政客毒物，尤当有以惩创也。”[38]这段分析的提示性含义在于，中国革命不仅要打倒军阀的黩武政治，对于文治，也应当在内涵上有所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南、北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开始出现某些重要差别。在北方，在旧北洋系统的权力范围内，尽管文治的呼声再度兴起，但文武关系并没有转换到政治可以由政治家来讨论决定的程度。然而在南方，尤其是在广东国民政府的统辖区内，情况却有异于斯。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大多被委以重任，直接参与政治军事决策。顾维钧敏锐地观察到，“作为对手的国民党方面情况就不同了，他们是文武双方密切配合，都是同一党派的一部分”[39]。
    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内出现的“文武合流”这一变化，使文治开始有了某些实质性的内容。这主要表现为国民政府已设法改变军队的性质，使之成为一支承认中国的文官统治传统，在体制上从属于文官政府的军队，将“武功”仅仅视为恢复“文治”的手段。为区别于军阀单纯的军事力量，“民军”、“党军”乃至“国军”的概念被慎重地提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