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苏联顾问和中共党员的真诚合作与帮助下，孙中山决心改组国民党。从1923年10月起，他多次向国民党党员和干部发表演说。他说：“本党自成立以来，成功的次数少，失败的次数多”（注：《孙中山选集》，第526页。），顾其原因，则是“主义不明”，“组织未备，训练未周”（注：《孙中山选集》，第538页。）。“本党分子此刻过于复杂，党内的人格太不齐”（注：《孙中山选集》，第524页。）。这次改组，党纲党章“务求主义鲜明，政策切实，而符民众所渴望”。组织方面“务使上下逮通，有指臂之用，分子淘汰，去恶留良”（注：《孙中山选集》，第538页。），“以苏俄为模范”，把国民党改造成坚信三民主义和“为主义而奋斗”的党（注：《孙中山选集》，第544～545页。）。1924年中国国民党一大通过了《宣言》、《总章》，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前进了一大步。
    毛泽东在创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中，认真总结和借鉴了孙中山的党建正反两方面经验。
    中共创立的准备时期，毛泽东十分重视理论旗帜问题，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1920年11月讨论建党问题时，他说：党“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注：《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7页。），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注：《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2页。）。毛泽东、蔡和森还认真地讨论了党的性质、作用、革命方法、奋斗目标、党的纪律和入党条件诸问题，一致认同：即将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应“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和“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注：《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8、147页。）；改造中国与世界“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党的奋斗目标是在中国“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注：《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7～148页。）。他们都赞成：“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发展党员要以俄共（布）为榜样，严格“加入条件”，“物色确实党员”，对“不能确信主义及遵守的除名”（注：《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9～161页。）。毛、蔡上述建党思想，代表了创党时期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较高的理论水平。
    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实践，认识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学会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掌握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形成了理论结合实际、紧密联系人民群众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完全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
    四
    青年毛泽东是在辛亥革命步入高潮的时刻参加湖南新军的。辛亥革命时期，他阅读了中山先生亲订的《同盟会革命纲领》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纲领》和《约法》，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提出了建立中华民国的主张，第一次规定了“主权属于人民”，“人民一律平等”等条款。它给毛泽东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影响他后来的思想发展和政治走向。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推翻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共和国”--中华民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独步古今的创举。毛泽东充分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一再赞扬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先行者和元勋。
    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是一次“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中国历史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梯。尽管这次革命遭到挫折和失败，但革命的前驱者为此献出了热血和生命，它的功绩、精神和经验是永存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看成是孙中山先生事业的忠实继承者。他们在领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中，在创建人民军队，创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开展武装斗争中，在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都十分珍惜孙中山的伟大思想和辛亥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加以丰富、发展与超越。
    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有着历史的联系。从事实上看，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吴玉章、林伯渠、朱德、董必武等都是同盟会会员，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是辛亥革命的直接参加者。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他们为辛亥革命作出了贡献。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使他们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中共成立时，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董必武都是重要创始人。他们的早期革命活动，展示了辛亥革命与中共成立的历史联系。毛泽东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辛亥革命在政治上启蒙了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上补了辛亥革命之课。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在政治思想上有着传承关系。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它为1921年中共成立，为中国的大革命，作了“思想、干部、群众、青年知识分子”的“准备”。所以，毛泽东说：“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402页。）
    毛泽东十分重视传扬孙中山的思想和精神。他说：孙中山是“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他全心全意地为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157页。）“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三大理想”，是他政治思想最精华的部分；“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和“与时俱进”，是他“留给我们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革命精神”（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114页。）。
    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我们应继承孙中山先生留下的宝贵的思想遗产和革命精神，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弘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