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性与保守主义的有机结合
    每一个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自己的理想与信念。他希望经过自己的努力，能改变自身、他人乃至整个社会。布罗代尔正是这样一位历史学家。历史叙述是他参与社会实践的有效方式。因此，我们能够通过分析其史学思想的渊源与内涵来透视他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反之，通过了解布罗代尔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史学思想的脉络与不同特征之间的联系。我们将布罗代尔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作为切入点，尝试着进入布罗代尔的观念世界。首先吸引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布罗代尔坚持要把总体史树为自己的理想与目标？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其一，是出于当时西方史学落后状态和布罗代尔寻求变革的心态考虑；其二，是布罗代尔个人学术成长经历中各种偶然因素共同构成的必然结果。这两个方面都体现布罗代尔在认识事物时，力图在理性的层面上为事物寻求一种超越情感的解释。
    19世纪是西方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有“历史学世纪”的美誉。历史学在这个世纪逐渐走向专业化，被大众接受。尤其当19世纪后半叶欧美各大学设立历史学专业以后，历史学已经成为人文科学中一门不可缺少的学科。19世纪同样是一个学科分立的世纪，社会学、心理学、人口学等新兴学科都像历史学那样，有了自己独特的领域。然而，人们很快觉察到，学科分立造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隔阂。面对近现代社会的加速发展和日趋复杂，单一的学科成果无法满足人们从宏观上把握社会变化。一些怀着忧患意识的历史学家认识到，要想让历史学更具时代特征，就必须改革传统叙事史学，进行学科综合，扩大历史学的领地。
    实际上，从19世纪中期开始，马克思主义者在其历史研究中就已经具备了宏观视野与综合研究能力；到20世纪初，亨利贝尔、赫伊津哈、斯宾格勒等人的学科综合、文化／文明史研究方法（尤其是比较方法）进一步刺激了那些反传统青年史家的勃勃雄心。1929年，年鉴学派顺应变革的呼声而诞生。他们在新的思想观念和方法论前提下，重写历史，为现实答疑解惑。例如，布罗代尔对以往关于地中海的有关著作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他说：“这些论著中需要修订，需要推倒重写，需要加以提高使之复活的地方委实太多了。”对于整个历史学科，布罗代尔认识到，“历史学也许并不注定只能研究围墙内的菜园子。否则，它肯定完不成其现时的任务之一，即回答当前使人焦虑的问题以及保持它与各种十分年轻而又咄咄逼人的人文科学的联系。”（注：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1卷，第5-10页。）显然，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状况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史学变革迫在眉睫（注：关于年鉴学派的学术渊源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可参考张广智、陈新著：《年鉴学派》，台湾扬智文化公司1999年版，第1-81页。）。另一方面，关于历史与现时的关系问题，历史学家经过批判客观主义史学“为历史而研究历史”的迂回之后，普遍承认史学实践必须服务于现时的要求。布罗代尔曾经宣称，“为了认识现时，必须研究迄今以来的全部历史”（注：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过去解释现时》，载《资本主义论丛》，第121页。），这句话也道出了追求总体史的目的与要求。
    在布罗代尔那里，总体史必须具有稳定的结构和层次。他认为：“有了历史层次，历史学家才能相应地重新思考历史总体。从这个一半处于静止状态的深层出发，由历史时间裂化产生的成千上万个层次也就容易被理解了；一切都以半静止的深层为转移。”（注：费尔南·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第183页。）布罗代尔的总体史观正是通过将历史划分成多种层次，并将长时段、中时段中呈现的历史层次认定为总体历史运动的策源地，这样才为总体史找到了立身的稳定结构。将历史视为多元、多线、多因素的发展使诸者认识历史的眼光发生了转变，他们不再简单地相信“眼见为实”这个机械实在论原则，而是更多地学会综合各种因素思考历史和现实。人们由此认识到，要想了解历史的意义，真正用“过去解释现时”，就不能像传统史学那样停留在描述历史现象的层面，关键在于解释。总体史其实也是布罗代尔为读者提供的一种历史解释工具。布罗代尔意在提醒人们，要从本质上理解历史，就必须在宏观上把握那些长时段、中时段中形成的稳定结构，任何拘泥于细节或短时段中的激情都将以失败告终。在布罗代尔的概念系统中，他毫不讳言地推崇稳定、静止（或半静止）、结构、深层，蔑视激情、瞬间即逝、表层，与传统叙事史学的对立由此表露无遗。这同时也是深沉与肤浅的对立，理性与感性的对立。
    既然总体史观不过是诸多历史解释工具中的一种，那么布罗代尔为什么单单对它如此推崇呢？总体史观不是布罗代尔首创的，可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布罗代尔之所以能够接受总体史观，并使它有更大的发展，这与他个人的心路历程有着一定的联系。
    布罗代尔在完成大学学业时，获得了历史学与地理学的任教资格。从1923年到1932年，布罗代尔到阿尔及利亚任中学教师近10年。在此期间，布罗代尔积极地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准备资料，遍历地中海周边国家，培养出一种开阔的视野。他的论文选题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外交史有关，属于传统史学的题材。1929年，费弗尔与布洛赫创办了《经济和社会史年鉴》，这份充满着史学革命气味的刊物很快打动了布罗代尔。他本来就热爱地理学，年鉴学派创始人的跨学科和总体史设想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这位青年人的前程。布罗代尔从此更加关注和学习史学之外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希望自己有能力实现年鉴学派创始人的理想。1935-1937年，布罗代尔任教于巴西圣保罗大学。站在南美洲大地上，接受另一种文化的熏陶。在巴西的经历使布罗代尔有机会以一种旁观者的眼光，从总体上审视着整个欧洲大陆。命运还为布罗代尔安排了一次巧合。1937年，布罗代尔在从巴西回国的船上遇到自己仰慕已久的费弗尔。交流之后，费弗尔当即收布罗代尔为弟子，这个机会使他迅速地融入年鉴学派的小圈子。费弗尔对其博士论文选题的建议非常及时，它决定性地促成了布罗代尔在思想上从传统史学向年鉴学派总体史学的转变。从此，布罗代尔的博士论文便按照这种思路重新酝酿。
    《地中海》的主要篇章是二战期间布罗代尔被德军俘虏后，在集中营中完成的。当时，战争的惨痛经历，尤其是自己的亡国之辱，使布罗代尔陷入深深的反思之中（注：这种反思，读者可能从《法兰西的特性》中更能品味出来。参见《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的导言。）。集中营的生活与心境加深了布罗代尔思想中的总体史倾向。在研究中强调宏观历史与深层历史的意义，有助于摆脱现实带来的痛苦。后来，有学者向布罗代尔指出，《地中海》在结构上的安排应从事件史开始，以地理环境史来结束。布罗代尔简单地回答说：“沙漏肯定可以翻转，正、反两面都可以使用。”（注：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2卷，第418页。）然而，彼特·伯克的解释可能更有说服力，他认为：“对布罗代尔来说，从‘表层’的事件史开始是不能忍受的，因为在他被监禁而仓促完成这项研究的环境中，对他而言，超越短时段是一种心理上的要求。”（注：彼特·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Peter Burke,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1929-1989），斯坦福1990年版，第40页。）尽管这不是促成《地中海》现行结构的惟一要求，但是，当人们认为短时段中惨痛的现实是长时段形成的必然结果时，心中的郁闷确实能得到释缓。《长时段》中的布罗代尔承认了这个事实，他谈到：“就我个人而言，在那百无聊赖的被囚期间（1940年至1945年），我曾拼命去摆脱这些困难年月的漫长时间。拒绝接受当时的事件和时间，就是明哲保身地站在一边，以便能高瞻远瞩和不过分着眼现实。从短时间过渡到较长的时间和很长的时间，接着便暂时停下，重新考察一切和重新建设一切，看到一切都在自己周围转动：这种处世之道确实值得历史学家一试。”（注：费尔南·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第199页。）这的确是一种处世之道，只是它不仅仅适用于历史学家及其研究，通过《地中海》等著作，布罗代尔显然希望读者们都能领悟这种源自历史学思考的处世之道。它是一种人生观，一种通过历史进入现实表象深处的人生观，一种要求理性制服情感、分析替代幻想的现实主义人生观。而对现实生成的必然性过分强调，便会给自己的思想添上一笔浓重的保守主义色彩。
    倘若读者像布罗代尔所主张的那样，完全以一种过滤了情感的眼光来观察人类的历史，观察身边的事物，那么，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会表现出一种怎样的态度呢？从布罗代尔的作品中，读者能看到作者针对不同事物做出的各式各样的判断。我们籍此来了解布罗代尔希望自己的作品给读者带来的效应。
    首先，面对纷繁复杂、变幻多端的现实，布罗代尔提醒读者，应该有一个由理性支配的冷静头脑，才有可能深化对事物的认识，从而把握总体史中“基本的原则和事实”，并真正认识到在这些原则的推动下，个人命运涌动的方向。在《地中海》中，布罗代尔已经证明，事件史占据的现实世界（包括历史人物生活的现实世界和读者生活的现实世界）是个“充满激情的世界，是个像任何其他活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那样盲目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对历史的深层只是蜻蜓点水，就像最轻捷的小船在激流的表面飞驶而过。这也是个危险的世界。为了躲开它的魔法和巫术，我们必须事先弄清这些隐蔽的、往往无声无息的巨大水流，而长时期的观察才能提示它们的流向”（注：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2卷，第418、10页。）。就追求历史实在这一点，布罗代尔与传统实证主义史家没有两样，他相信历史实在存在于现象的彼岸，如果人们能够“摒弃个人的感情，也就是超脱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社会地位，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激忿或留恋，我们的‘本能反应’，我们的毕生经历及时代给予我们的种种影响”（注：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第2页。），我们就能成为一位超脱的“观察家”。比较一下现实生活中的经历，读者很容易接受布罗代尔的观点。在生活中，人们都希望透过事物的现象看本质，而布罗代尔为此提供了学理上的证明。它有助于读者更多地思考不同现象之间的联系，进入复杂的历史关系中。这样，读者有效地避免了认识的简单化，更不会轻易为激情所动，以至最终具备一种历史的眼光，理性地思考问题。
    其次，布罗代尔强调结构与长时段的价值，势必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强化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强化一方面表现为突出稳定而变化缓慢的地理环境结构或集体命运，另一方面忽视转瞬即逝的个人命运。其最终结果是，个人在总体历史中显得无足轻重。如果全面接受这种观点，读者很容易在日常生活中陷入必然性的陷阱，产生一种保守主义、宿命论，甚至悲观主义的人生观，因为读者始终是一个个体，他的命运在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中，永远只是没有多少意义的瞬间。布罗代尔的著作中，保守主义的痕迹随处可见，而且随着作者年岁的增加，这种痕迹也日渐深刻。作者在《地中海》中除了强调地理环境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从而忽视个人的价值之处，毕竟还是认为社会时间中的历史，即表现出集体命运和趋势的集团的历史“是一部社会史，其主角是人，人类，……即人类在物的基础上建造的东西”（注：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1卷，第528页。）。在此历史仍然是人类的创造物。而在《法兰西的特性》中，作者已经发出这样的感叹：“长时段的历史从遥远的过去开始，今后还将顺着平缓的斜坡长期发展下去。因此，在长时段历史中，人的自由和责任具有局限性。人并不是历史的创造者，反倒是历史造就着人，并且为人卸除责任。”（注：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人与物》（下），第411页。）在现实中，人类，尤其个人，他们生活在长时段形成的历史中，要想立即改变这种历史似乎不太可能，也不现实，于是，他们只有听任历史趋势无情地宰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