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双方的争执在本质上是不可协调的。同情者伯克说道：“布罗代尔的决定论并不是简单化的。他坚持需要多元解释。……关于自由的限度及决定论的讨论与历史写作的历史一样长久。在此，无论哲学家怎样说，对历史学家而言，超越他们自己处境的简单声明都是极困难的。”（注：彼特·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第40页。）作为史学界的一个伟人（注：1946年，布罗代尔为《地中海》第1版写的序言的结尾说：“法拉尔在1942年写道：‘对伟大历史的恐惧扼杀了伟大的历史学。’但愿这种伟大的历史学复活！”（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1卷，第11页）从这句话中，我们已经能看到布罗代尔的抱负。），布罗代尔相信--至少希望--自己的实践顺应历史潮流。但我们也不时看到，布罗代尔仍有超越自身处境，置身于历史及其潮流之外来观察历史的愿望。由此可以说明，超越自己的处境以获得更大的自由始终是布罗代尔实践的驱动力，尽管要实现它的确困难重重，但他在不断尝试。
    按照布罗代尔的保守主义观点，历史造就了他。他成长在西方史学的传统之中，一定带着传统的印迹。这一点，我们不难证明（注：布罗代尔继承德国历史主义传统，试图在研究中摆脱意识形态偏见，追求客观的历史实在等等，都与传统实证主义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论证参见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赵世瑜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章）；《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第3章；张广智、陈新：《年鉴学派》，第4、5章。）。但我们同样能够证明哪些是布罗代尔的独特贡献（注：至少布罗代尔时段理论的独创性是大家公认的。伯克说：“布罗代尔无与伦比的贡献是，他比本世纪任何别的历史学家都强有力地改变了我们对空间和时间的观念。甚至它的批评者都不能否认这是一部杰作”（《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第41页）。利科也认为：“把不同时段垒放在一起，正是法国史学界对历史认识论的最杰出的贡献之一”（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页）。）。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显然，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新史学思想是20世纪史学发展的主流，而且也是构成20世纪末史学现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从现在回顾过去，历史总是必然的。在史学发展的必然性之中，有布罗代尔主观的努力，他成功地应对了自己面对的现实（我们已经将它称为历史了）提出的挑战，担负起史学革新的责任。布罗代尔按照自己的设想，在史学实践中积极地改造传统史学。无论是在求学、教学生涯，还是在被俘入狱期间，或是充当法国史学巨擘时期，布罗代尔都笔耕不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种自强不息的生活、实践态度及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影响了几代学者。这便是布罗代尔的自由意志真正的体现。
    如果以一种社会实践的眼光来看待布罗代尔积极投身史学实践的一生，我们就不得不说，这种实践恰恰证明，布罗代尔宣扬的保守主义、悲观主义结论并不意味着一种消极的人生观，而更多的是一种忧患意识和焦虑。布罗代尔注意到，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具有了在瞬间摧毁整个世界的能力（注：在《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导言中，布罗代尔忧心忡忡地说：“假如人们在明天不滥用其魔鬼般的摧毁力量，法国将比我们的焦虑、比我们的个人生命、比我们经历的充满曲折事迹的历史寿命更长。”）。正是对法国的未来，乃至人类未来的忧虑，加重了布罗代尔思想中的保守主义色彩。而他积极的实践旨在说明，只要文明还有一线希望，就必须努力延续。
    也许布罗代尔没有看到，长时段构成的总体史正向未来开放着，即长时段中形成的历史能够通过长时段的努力被改变，只不过最终的改变，必须凝聚无数人千百年的努力。每一代人也许难以看到自身努力的明显效果，但历史确实在缓慢地变化着。任何变化都是人双手创造的，人类对它负责。如果说历史中的长时段已经成为必然，那么，尚未展开的未来的长时段却是偶然的王国。个人在其中可以不断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使理想一步一步变成现实。虽然未来不可预料，但人的理性必将为此做出积极的贡献。显然，布罗代尔在实践中承担了一个历史学家应该承担的责任，也承担了一个普通的个体生命应该承担的责任。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布罗代尔并没有意识到，他心中深蕴的忧患意识与积极实践完全可以在自觉中融洽协调，那样将更有利于自由意志的发挥。这一缺陷，也使布罗代尔不可能由此深入到人类如何创造历史这一问题的深层。伊格尔斯是对的，他在评价包括布罗代尔在内的年鉴学派史学家时说：“由于极力强调社会结构的重要性，他们忽略了考察人类在创造历史中发挥的作用，而且把研究人类是在什么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工作留给了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人。”（注：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第85页。）
    从正反两方面，布罗代尔史学思想及其实践效应给人们的最大启示是：人们不仅要认识总体--长时段历史给人类生存制造的局限性，还应该探索人类超越传统的界限而创造历史的途径。否则，缺乏对人类自身行为的正确了解和评价，历史学甚至人文科学都将失去自己的意义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