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尚不必说改变总体的历史，甚至人们要想改变总体历史结构中的万千个要素中的某一个都异常艰难。例如，涉及具体的历史事实，布罗代尔在《物质文明》中讨论了资本主义的命运，他声称：“除非我从头到尾全都搞错，我确实认为，资本主义不可能由于‘内在的’衰败而自动垮台；为使资本主义垮台，必须有极大的外力冲击和可靠的替代办法。社会中强大的习惯势力，时刻保持警惕的少数统治者的抵抗（他们今天已在世界范围内结成唇齿相依的关系），决不是几篇夸夸其谈的演说和纲领，决不是几次暂时的选举成功，就能轻易动摇得了的。”（注：费尔南·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729页。）的确，由于资本主义在其形成过程中，已经与历史中的其他要素，如世界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制度、科技进步、心理及价值观念等等发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任何针对资本主义的剧烈变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除非有一种系统的替代体制与巨大外力冲击相配合才能成功。
    布罗代尔看待问题往往力求全面、深入，这也使他的保守主义以一种冷静而理智的姿态出现。当一些史家欣喜地称赞17世纪的法国物产丰饶，完全自给自足，是“普天之下物产最齐全的王国”时，布罗代尔就会劝同行们不要太乐观。他不仅将法国当时食物供应不足、不断从国外进口农业产品的实例、统计数字罗列出来，说明法国仅仅是非常勉强地做到食物自给，而且列举那时由于粮食匮乏而频频发生的饥馑、骚乱、暴动等等社会动荡，证明历史的真实往往比某些激进史学家的简单结论更具复杂性和多样性（注：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人与物》（下），第131-157页。）。这样的观点使读者更容易从布罗代尔的作品中看到社会体系各要素之间的制约作用。这种制约作用客观存在着，它不但阻止了社会迅速发展，对它的清醒认识更令激进历史学家的幻想破灭。
    保守主义思想还使布罗代尔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一种怀乡病。当他评述旧时代的法国农民时，一反传统史家对旧时代农民悲惨遭遇表现的同情心理，而是：“面对旧时代的法国农民，我确实没有理由流露悲天悯人的感情，因为回过头看，维护这些旧平衡在当时只可能是明智的和合情合理的办法。相反，今天朝着技术进步和移风易俗方向发展的农业却不一定都很合理”（注：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人与物》（下），第410页。）。在保守主义思想的缠绕下，布罗代尔在晚年终于说道：“我的历史观是悲观主义的。”“今日世界的90%是由过去造成的，人们只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摆动，还自以为是自由的、负责的。”（注：转引自张芝联：《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中译本代序，第18页。）在布罗代尔的著作中，人们闻到了保守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气息，感到的只是人的渺小和无奈。此时，我们已经能理解为什么布罗代尔会如此推崇保守主义思想家托克维尔，将他视为精神上的教父（注：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第1页。）。在布罗代尔那里，理性与保守主义相依并存，那么，我们可能会问：在历史认识或日常生活的认识中，理性的思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实践中的保守主义，甚至悲观主义的结局吗？历史的眼光是保守主义者的独特眼光吗？这样，面对总体史观与长时段，我们对布罗代尔史学思想的思考已经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态度发生了密切联系，我们不得不步入另一个核心问题的语境之中。
    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面对自认为不可更改的现实，应该做些什么呢？如果他的思想完全是悲观的、消极的、保守的，那么他似乎什么都不应该做，而是保持沉默。从布罗代尔身上，我们看不到这一点。不仅仅他的史学实践给西方史学、世界文化带来了巨大的贡献，而且我们同样能从他的著作中看到他为了改变这个世界所做的一点一滴的努力。这种努力是一个积极的史学家参与社会总体实践所应做的。从布罗代尔的实践及其效应看，他所做的与他所说的之间确实存在着矛盾，也就是说，他的理论与他的实践之间并不吻合。那么，为什会这样呢？布罗代尔的理论有极多的可取之处，而且，以长时段为意义之源的总体史结构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结构，相反，它具有很大的开放性。也许布罗代尔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通过寻找一个核心问题的解答，我们能将这个开放的结构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人（尤其是个人）始终是被历史造成的，那么，谁又对历史和现实负责？这个问题有许多类似的形式，它困绕着诸多的历史学家、哲学家……甚至每一个思考自身存在的人。我们从布罗代尔的著作中寻求解答，这并不意味着相信自己能够获得确定的答案，或许询问本身便是人生的意义所在。
    三、布罗代尔与历史学家的责任
    阅读布罗代尔著作的学者们在评论其观点时，批评主要集中于作者表现出来的决定论思想。他们认为，这种思想中存在的消极因素，不利于一般读者正确地认识历史与现实的生成，以致在现实生活中，影响到读者承担自身责任与义务的态度。我们从布罗代尔晚年的谈话中的确已经了解到，对转瞬即成为历史的现实生活，他心存保守观念，认为个人在其中已经没有多少自由意志可以施展了。
    一位英国评论家带着讥讽的口气说：“布罗代尔的地中海是一个对人类的控制毫无反应的世界。”（注：埃里奥特所撰书评，载《纽约书评》（New York Book Review）1973年5月3日，转引自彼特·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第40页。）布罗代尔无法逃避这种“责备”，因为它涉及的不再是一种学术观点，而是个人的世界观或布罗代尔所说的处世之道，因此，这种“责备”也就只能表现读者与作者之间在处世之道上的差异，而不具有价值上的优劣之分。
    个人在长时段中的自由意志问题，是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时常考虑的问题。1965年，当布罗代尔为《地中海》第2版重写结论时，他必须回答读者在这方面的异议。他写道：“指出行动范围的狭窄有限性，就是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吗？我认为不是这样。……我将作出这样不合情理的结论：伟大的实干家是有自知之明的、能够准确地量度自己的能力的狭窄有限性的人，是选择把自己保持在这个狭窄有限的范围之内，甚至利用不可避免的事物的重量以便把它加到自己的推力中去的人。任何反对历史的主流--这种主流并不总是明显的--的努力都是预先注定要失败的”。“因此，当我想到个人的时候，我总是很想看见他被囚禁在他自己勉强制造出来的命运里，被囚禁在一幅在他的前后构成了‘长期’的无限的远景的风景画中。在我看来，在历史的分析解释中，最后终于取得胜利的总是长节拍。这样说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统统由我来承担。”（注：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2卷，第984页。）
    布罗代尔的话让我们想起一句名言：服从上帝的人，上帝领着走；不服从上帝的人，上帝拖着走。布罗代尔虽然指出历史上的伟人往往是那些能够认识自身局限性的人，但他们在获得这种认识之后，却只能顺应历史潮流。换句话说，只有当人们自觉地将自己的意志与历史发展的长节拍吻合起来时，他才有机会成为历史中的伟人。布罗代尔并不在乎他的解释是否消除他在读者眼中的决定论者和宿命论者的形象，而事实是，它更加证实了批评者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