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学的定位及功能
    历史研究有什么用？历史学的功能何在？这是一个老而弥新的问题。学术界已做过不少探讨。但在史学仍处于低谷的今天，依然是一个较为热门的话题，在这次会议上也受到了广泛关注。
    浙江大学历史系杨菁认为，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历史不是死了的过去，而是延续下来的过去，是活着的过去。基于历史概念的这一定位，历史学不仅是一门基础科学，也是重要的应用科学。历史的功能不在于说明过去，不在预言未来，而在于认清现实，认识国情；历史学作为社会的记录，是先辈实践经验、成就和创造性文明的贮存库，后人可以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历史智慧与现代科学知识、认识能力是相对而言的，它与现代科学知识、认识能力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在新的世纪里，历史智慧依然有独特的价值与功能。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邵丽英从广义历史学的角度阐述了历史学的功能、20世纪中国历史学功能的实现状况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她认为，广义的历史学或大历史学是泛指社会各界对于历史的了解、认识以及表达，它不仅包括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研究成果，也包括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对于历史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除了历史学专著、论文之外，政治家的讲话、历史小说、历史题材的电影、话剧、电视剧、绘画、音乐都是历史学的组成部分。历史学自诞生以来就具有三种功能。认识功能：探究、理解历史治乱兴衰的原因，寻找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价值功能：为人类生存意义提供根据，并对人类行为形成道德约束；审美价值：历史被当作艺术品，进入审美欣赏领域。历史学的教化功能分散于上述三种功能之中。20世纪中国历史学功能的实现分为四个阶段。1919年以前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围绕着改良和革命的主题，中国历史学一变清代的乾嘉考据风格，转而以探求历史发展规律为主基调，并涉足世界史领域。这一时期历史学的三种功能发挥得比较均衡，一些历史认识的结论被社会接受，一些历史价值观形成，社会各界在历史学的研究与接受方面形成的互动较为正常。但理性的历史认识没有得到相应的回馈，历史仍是各种社会力量盲目作用的产物。1919至1949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功能开始失衡，认识功能决定了一切。社会各界关于历史学研究的互动格局发生变化，历史学学术界与政界开始分离，并且进入艺术界，独立的历史学术界以学术和艺术为舞台，宣讲自己的历史认识，而政界对历史发展有自己的看法，按自己的看法行事。1949至1979年为第三阶段。建国后，历史学逐渐成为政界的专利，独立的历史学学术界已不存在，只是按政界的意志图解历史，社会其他各界成为被动的听众，历史的价值功能突出。1979年至今为第四阶段，独立的历史学逐渐恢复，政界放弃了原来的僵化理论，社会各界在历史学研究方面的互动又进入了正常发展的状态，历史学的认识功能和审美功能发挥得比较充分，但价值功能则处于相对缺位的状态。未来应以各种方法促进社会各界关于历史学研究的良性互动，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历史学价值功能的强化，以便各种功能均衡发挥作用。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韩杰认为，历史学是史学工作者在对人类以往经历进行系统整理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本质、历史所具有的意义作出的一种理论解释和精神体验，是人们认识、感受世界多样性和丰富性的重要途径；历史学还提供关于人类以往岁月的知识与经验、智慧与思想，可以使人们扩大视野，丰富人生经历，在精神世界里获得超越和永恒。
    辽宁大学历史系葛洪源认为，历史学应在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统一中定位，历史学既是科学的，又是艺术的。学界对历史学的几种偏差：否认历史学的科学性；追求历史学是“纯科学”；只承认历史学在考据层面上是科学的等应予以纠正。当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整体发展向历史学提出了承担科学研究和弘扬人文精神的社会功能。人类要走向整体幸福，不仅要依靠科学，还要依靠人文。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学科价值，历史学应采用和吸纳数学、统计、文学、艺术、心理学、社会学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方法。
    三、其他问题的讨论
    这次会议除了就20世纪中国史学回顾、21世纪中国史学展望及历史学的定位、功能诸问题进行了讨论外，还讨论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世界史等领域的一些专门问题。
    在中国古代史方面：
    宁夏大学历史系刘志虎从探讨中国古代的“大一统”学说入手，论述了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他认为，统一与分裂虽是中国历史演进中的常态，但由于中国久已凝结成为文化的、民族的中国，所以分裂不是对统一的否定。如果没有民族文化的认同，或认同度低，那么统一也不是对分裂的否定。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正是这一对立与统一的矛盾的体现。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固然不对，但强说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间是主要的，更是奇谈怪论，不足为信。
    官商一体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山西社科院孙丽萍从官商一体化的渊源、官商一体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深入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官商一体化的成因、结果。她认为，官商一体始于秦汉，全盛于明清，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与经济畸形结合的产物，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且负面影响居多，可以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机体中的毒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