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学科的发展，需要对其进行不断的反省与重建，这是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也是从事这门学科研究工作者自觉性的一种表现。倘如是，这对于一门原本就颇具反思性的史学史学科，那就更是如此了。
    在这方面，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工作者走在了前面。①如今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为了推进与深化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也需要了解它自身的发展史，并对其作出不断的反思。
    本文无意对西方史学史的历史进程做全面的回顾与检讨，那是一个“宏大工程”②，笔者仅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之史的历时性考察中，就西方史学史学科(当然也涉及研究)在我国的萌芽、奠立、发展及其前景，谈点看法，不成系统，不乏遗漏，是为“述要”，不当之处，尚望识者赐正。
    一、最初的足印
    关于史学史的理念，在中国古代就萌生了，但近代意义上作为一门学科提出来，则是20世纪的事，学界通常认为，中国史学有史，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0年李大钊编《史学思想史》；1922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1926-1927年梁氏在清华重讲“中国历史研究法”，其讲义以《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问世，书中特别提到了中国史学应该“独立做史”，并又为之设计了“独立做史”的“四部曲”：史观、史家、史学的成立与发展和最近史学的趋势。在那里，“史学史”作为一门“文化专史”被明确地提了出来，这在中国的史学史学科建设中，其意义非同凡响。
    自此之后，按梁启超给出的“史学史的做法”③撰写中国史学史者纷出，至三四十年代涌现出了不少中国史学史的专书、论文与讲义，在一些高等学校史学系开设了中国史学史的课程，是为中国史学史的“草创时期”④。
    反观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从总体上看，远不及中国史学史在“草创时期”的成就，在那时尚未出现像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1944年)和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1947年)等这样的开创性的著作，也未见过像周予同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1941年)和齐思和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1949年)等长篇宏论，故要说研究西方史学史还谈不上，顶多是在国人所写的“史学概要”一类的书中，略有介绍，至于把西方史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建设，还未提上议事日程。当然在30年代后也有人曾开设过西洋史学史⑤，或外国(西洋)史学名著介绍之类，但寥若辰星，还成不了气候。到了50年代，我国史学界发生了“路标转换”，即从1949年前引进与吸纳西方资产阶级史学转而引入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至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学科，直至60年代初才正式诞生，这比中国史学史大约要晚出30年左右。因此，我们可以称20年代至50年代为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萌芽时期”。
    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奠立于20世纪60年代初，但是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发展史，可以追溯到“萌芽时期”。这里略说几点，以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在60年代被提出的学术渊源和前提条件。
    1、李大钊的开创性贡献。
    倘说中国的西方史学史，或可从李大钊说起。他从20年代起，就在北京大学等高校相继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致力于西方史学尤其是近世欧洲史学的研究，亦即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历史观，为其理解与传播唯物史观而寻求理论根据与学术渊源。由他所编纂的《史学思想史讲义》，究其内容，这实际上是一门近代西方史学史课程，可称得上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西方史学史作品，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对后世的史学史，尤其是西方史学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30年代前后引进的西方史学著作与国人的介绍。
    有道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乃是“西书中译史上的名著时代”⑥，当时译介西方史学著作之盛，亦可谓之佐证。除何炳松在20年代译出《新史学》(1924年)外，另有不少于西方史学史相关的译作在30年代前后问世，如有：格朗诺瓦和瑟诺博斯的《史学原论》(1926年)、约翰生的《历史教学法》(1926年)、弗林特的《历史哲学概论》(1928年)、《西洋史学进化概论》(1932年)、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1937年)等等，由于这些译著的出版，增加了国人对西方史学发展进程的认识与了解。也正是在这些西方史学史翻译作品的影响下，我国学者也在著述这方面的作品中，关注与介绍西方史学史。在一些史学概论的书中，述及了西方史学史的概况，如罗元鲲在其《史学概要》一书中，将西方史学的发展史分成若干阶段作了有序的介绍；卢绍稷在其《史学概要》一书中，以西洋史学之萌芽、希腊之史学、罗马之史学、中古时代之史学、十七八世纪之史学、十九世纪之史学等历史脉络把西方史学的演化说得很清晰⑦；再如朱谦之30年代在《现代史学》杂志上连续载文⑧，作者以其对西方史学的渊博知识，在文中以“故事的历史”、“教训的历史”和“发展的历史”，将西方史学之史的发展，有条不紊，梳理有方，演绎成“一个极有规律的极有条理的阶段发展”⑨。另外，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这本在当时颇具影响的著作，也有不少涉及到西方史学史上的史家、史观与史著，对于我们学科史的研究也不无意义。
    3、50年代苏联史学模式引入的借鉴价值。
    50年代，苏联史学大步东来。尽管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中国，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但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因此，它也影响到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和它的学科建设。⑩50年代以来，一些俄文的史学理论作品纷纷在中国出版发行，如葛利科夫的《斯大林与历史科学》(1953年)、康士坦丁诺夫的《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1953年)、孔恩的《历史科学的特性与任务》(1954年)、《苏联史学家在罗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1957年)等等，更有一些熟谙俄文的中国学者，直接从俄文原著或俄文杂志中，援引苏联学者关于史学史学科的诸多论述。所有这些，当然会对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带来很大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它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参照系，不乏借鉴价值。
    总之，在本阶段，国人为这门学科的奠立做了不少前期性的工作，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则无疑为60年代初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奠立打下基础，创造了历史前提，仅从上文所略述的几点，也可看出它们所起到的影响和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