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时期的丰硕成果
    “文革”结束，百废待兴，中国学术也走上了复兴之路。是那如沐春风，唤醒了沉寂中的西方史学；是那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促进了中国新时期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蓬勃发展；是那奠立时期的学术铺垫，滋润了西方史学史学科的成长。
    回顾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中国的西方史学史，这30年的历史进程，可称之为“发展时期”，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1978年至1983年为复苏阶段，其重要特征是拨乱反正，重新评估西方史学。需要提到的一点是，其时，“回到翦伯赞去”，“回到60年代去”，这似乎成了当时弥漫在史学界的一股思潮，正是由于这股思潮的影响，对当时西方史学的“拨乱反正”和“重评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然，“重评工作”也贯穿在后两个阶段中。
    1983年至1990年为活跃阶段，大规模地引介西方新史学是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在此，需要指出的是，1983年在中国史学编年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正如论者所指出：“1983年是一个转变之年，是史学理论这一领域觉醒和建设的开端。”(17)当然，这也是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面向新目标的开端，笔者在是年《光明日报》上撰文，呼吁加强对西方史学史的研究，因为这关系到史学工作者自身建设工作的需要(18)。
    从1990年至今。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研究，追随20世纪90年代的激情昂扬、宽泛高疏转向理性思辨、凝重缜密的整体学术走向，在逐渐消退“西学热”中的急功近利和浮躁心理的同时，西方史学史的研究工作也逐渐趋向深入。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大致沿着这一路数在继续前进，其发展趋势总的也是“趋向深入”。
    倘以前述“奠立时期”所述几点，个人以为在这一时期，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发展到了新水平，诸如关于对西方史学史重要性的认识、关于教材的编纂、关于研究生的培养、关于译介西方史学著作、关于研究西方史学的学术水平等等，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限于篇幅，本文不容对上述几点逐一展开来写，这里择其要点，说个大概，以显题旨。
    1、出现了20世纪第二次引进西方史学的高潮。
    可以这样认为，从事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其教学与研究，换言之，其学科建设工作的推动力，译介都是一项“基础性工程”，这为20世纪西方史学史之史佐证。从西方史学输入中国史的视角来看，在20世纪出现了二次高潮：第一次前已提及，那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第二次发生在本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前后。与第一次相比，第二次引进西方史学的高潮，无论就其数量还是质量，都要超越前一次，但两者显示出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随着译介的进展，它对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工作的推动。事实证明，译介越是深入，学科也越加发展。
    本文难以陈述这30年来国人译介西方史学论著的全貌，不过我们从商务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历史类)的选目中，就可略见一斑了。
    第二次引进西方史学的高潮，体现出如下一些特点：一是重视西方史学元典作品的翻译。选目从古希腊时代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迄至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三代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林林总总，美不胜收；二是重视译介西方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此类之译作，不仅数量多，而且多名家，比如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伊格尔斯的《德国历史观》、海登·怀特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等等；三是国人所编选的文集，从80年代初田汝康等编的《西方史学流派文选》到何兆武主编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数量不少，从中也不难窥见西方史学译介之盛矣。
    2、国人研究西方史学水平的提高。
    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发展与国人对它研究水平成正比，这是不言而喻的。中国新时期西方史学研究的长足进步，更多地体现在这一点上。
    普及是提高的基础，这里所说的“普及”，实为国人对西方史学史的介绍工作，回顾这30年的情况，这一工作从最初较为零碎、无序，逐渐化为整齐、有序，介绍的面是如此之阔广，从古至今，从历史观至史学观，从史家至流派，从思想至方法，所有这些都为深入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提高表现在多个方面，在这里，且不详说国人对现当代打着各种“主义”、挂着各种“新”学旗号的西方史学新品种，还是纷至沓来的史学新思潮，五花八门的史学研究新方法等等的研究情况，这里仅就这一时期所出版的西方史学史著作作一罗列(见下页表格)，以显国人研究水平的与年俱增，不断提高。
    从下表可以看出，从1983年至2007年的24年间，据笔者的粗略统计，中国大陆地区共出版了通史类(兼及若干断代史)的西方史学史著作约有21部，为中国西方史学史30年业绩中的最亮点，且学术水平在逐年提高。这里以下表中的几部书为例，作一点说明。
    一是从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一书来看，这部专著由13位专家历时8年共同撰写成稿，本书的许多篇章已不只停留在表层的介绍上，而以中国学人的视角，在广泛拥有第一手外文原著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开始作出深入的分析和批判，被学界赞誉为是一部很有价值的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体现了当代中国学者在新时期研究西方史学的学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