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奠基者的贡献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进入了它的“奠立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地位的奠立应具有以下一些条件：应当充分认识到西方史学史的重要性，并应把它列入高等学校历史系的教学计划；相关教材的编纂工作；研究生的招生与培养；西方史学原著的移译；西方史学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等等。
    以上诸项，在60年代前期都大体齐备了。
    关于西方史学史的重要性。(11)说来有趣，对于它的重要性的认同，其契机源于一次重要的会议。1961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会议，此次会议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明确提出，既不照搬苏联，也不照搬西方，提出要建设自己的教材任务。正是这次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的召开，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史学史的大讨论，西方史学史也乘势而上。是年底，在上海召开了编写外国史学史教材会议。与会者取得了共识：应当把外国史学史列入高校历史系的教学计划，这对高等学校历史系的学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必修课程。其后许多学校贯彻了这次会议的精神，开设了外国史学史(或西方史学史)一课，并把它作为历史系学生的必修课。
    值得注意的是，正因为有了各高校开设外国史学史一课的实践经验，就有了1964年王廷科的《试论研究外国史学史的意义》(12)一文的发表。个人以为，王文是对前阶段国内教学与研究外国史学史的“阶段性小结”，该文从厘清史学史概念着手，在广阔的外国(西方)史学发展的背景上，纵论外国史学史研究的重大意义，又特别指出它在高等学校中的重要地位：在提高学生独立的批判工作能力、提高对本学科社会意义的认识、开扩知识领域和学术眼界等诸多方面的意义。如果说耿淡如1961年发表《什么是史学史》一文，预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初露端倪，那么这篇文章的发表，或可标志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的正式奠立。
    关于教材的编纂。现在回想起来，60年代初的文科教材会议，对推动文科各个学科的建设，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对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也是如此。上述上海的这次会议，参加者多为享誉国内的治西方史学史的名家，如复旦大学的耿淡如和田汝康、北京大学的齐思和和张芝联、武汉大学的吴于廑、南京大学的蒋孟引和王绳祖、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养冲和郭圣铭、中山大学的蒋湘泽、杭州大学的沈炼之等。这次会议，对西方史学史教材的编写工作作了具体的部署：由耿淡如主编《外国史学史》，由田汝康主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
    关于研究生的培养。一门学科的奠立，需要代代相继，方可长盛不衰，在这里，倘后继乏人，一切都是白搭。可喜的是，以西方史学史专业方向为培养目标的研究生招生计划，在1964年得以落实。笔者有幸成了复旦大学历史系耿淡如先生招收的“文革”前这一专业的首名研究生。
    关于译介西方史学著作。译介，对于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无疑是个基础性的工作。在当时对西方社会处于半封闭的情况下，中国学者也译出了许多西方史学原著，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阿庇安的《罗马史》、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鲁滨逊的《新史学》等(13)。
    值得一提的是由吴于廑主编的《外国史学名著选》在1962年至1964年陆续出版，实际上起到了为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于国人研究西方史学史的学术水平。在60年代前期，由于全国范围内的“史学史热”，也推动与促进了西方史学史的研究工作，而这又反过来有助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奠立。这充分体现在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重要的有：耿淡如的《什么是史学史》(《学术月刊》1961年第10期)、《资产阶级史学流派的批判问题》(《文汇报》1962年2月11日)、齐思和的《欧洲历史学的发展过程》(《文史哲》1962年第3期)、吴于廑的《论西方古今两个“客观”史学家》(《江汉学报》1963年第6期)、《时代和世界历史——试论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江汉学报》1964年第7期)、蒋湘泽的《基佐的历史观批判》(《学术研究》1963年第6期)等等。在这些论文中，或对西方若干著名史家进行评析、或对中西史学传统进行比较研究，或就史学史尤其是西方史学史的相关专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兹不一一细述。总之，60年代前期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诸多成果，既是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奠立的学术基础，也是这一学科奠立的有力证明。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学科史的角度，在当时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作出直接的与重大的贡献的，当数“南耿北齐”。(14)
    前述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奠立应具备的诸项条件，无一不与耿淡如有着直接的与紧密的联系，他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所做的奠基性的工作，约略可概括如下：
    1、重视西方史学史的教学工作。
    耿淡如在60年代开展的史学史问题的大讨论中，率先提出“需要建设一个新的史学史体系”。此后，他不断撰文，对此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先生有其言，也有其行。这个“行”，就是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为本科生不断地开设《外国史学史》一课，并且有计划地选译西方著名史家或流派的个案资料，内部刊印成《外国史学史资料》，作为讲义分发给学生使用。他还招收了西方史学史专业方向的第一届研究生，为这一新专业悉心培养人才。
    2、主编《外国史学史》教材。
    耿淡如是当时列入全国科学规划的世界史学史项目主持人。在前面所说的1961年底上海召开的外国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上，一致决定由耿淡如任《外国史学史》这部教材的主编。会议甫告结束，他就为编纂新中国第一部《外国史学史》教材积极工作起来。据我所知，他为编写工作前期所做的西方史学著作(原著与研究性作品)的摘译，从希罗多德至汤因比，辑录起来，就可以构成一部古希腊至20世纪西方史学的资料长编，可谓是西方史学史的雏形。此项工作因“文革”而被迫中止。
    3、翻译西方史学名著。
    耿淡如的著译工作，在1949年前著述与译事并举，30年代就有大部头的《近代世界史》译作，著述成果更丰。1949年以后，译事多产，著述甚严，乃至惜墨如金。关于翻译成果，在其晚年颇盛，且多语种兼具，其中俄文的有《世界近代史文献》、《世界中世纪史原始资料选辑》等，英文的有汤普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古奇的史学史名著《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等，另还有其他语种的译作。令人感怀的是，他在病中(癌症开刀后)，还抱病为我系拉丁美洲研究室翻译西班牙文的《格瓦拉日记》等著作。
    在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历史进程中，我以为，耿淡如的史学业绩尤其对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将会发生持久的和深远的影响。
    齐思和对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贡献亦多，除重译现代美国新史学派鲁滨逊的名作《新史学》一书外，在60年代初全国范围的“史学史热”中，他发表了著名的论文《欧洲历史学的发展过程》(15)，在当时对于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该文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文中所倡导并初步付之实践的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齐文指出中国与欧洲在世界史学发展史上不仅各成一体，且可以进行比较研究，他说：“中国是世界上历史学最发达的国家。除中国外，欧洲作为一个集体来讲，它的历史学也有很久的传统和相当丰富的内容。”“中国和欧洲的史学传统，是世界上两个主要的历史学传统，我们正可以加以比较研究。”
    齐思和认为，与中国历史学的传统相比，欧洲历史学的传统有以下四方面明显的特点：第一，在发展进程方面，中国史学的发展，从萌芽到发达，一脉相承，逐步提高，封建主义历史学在中国达到了它的最高水平；欧洲的历史学因为是在古代东方国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一开始便出现了比较完整的历史著作，在奴隶社会与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它的史学都达到了一个最高水平。第二，在历史著作的体裁方面，在中国，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后，历代史家奉行不衰，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正规体裁；欧洲史学的正宗体裁为叙述体。第三，从历史著作的内容来看，在欧洲主要是由私人历史家来编写历史，这就使欧洲历史存在着许多空白点；在中国，自古以来就由国家设置史官，负责为前代修史，这是中国历史学的另一个优良传统。
    此外，在这之前，齐思和发表的《<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在世界史学上的地位》(16)一文很有影响，作者就中国史学的角度主张应对司马迁与希罗多德的著作加以比较，惜齐氏未就此详加阐发。在当时的条件下，不管从宏观上还是微观上对中外(西)史学进行的比较研究，对齐氏之论都未有积极的回应，因而也就成了一种“空谷足音”。对中外(西)史学的比较研究在新时期到来后，方才迈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
    前述诸项，如果没有后来的“文革”，以那时的发展势头，当会继续推进，也会取得更多的成绩。但历史从来没有“如果”一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无情地把原本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扼杀了，把尚处在奠基中的脆弱的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摧毁了，中国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被打入“冷宫”足足有十年之久，它的复兴，还要等到中国新时期重现光华，谱写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