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深化西方史学史的内涵，不断开拓与创新。
    自梁启超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为“史学史的做法”创设了初始方案，以梁氏最初之设计方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左右了国人中国史学史的写作，这也影响了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写作。晚近以来，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虽不能说众史皆已超越梁氏之构架，但在若干方面确已显示新意，比如有的论著特别关注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之理论遗产的发掘，有的论著格外看重史学思想在史学史编纂中的核心地位等等，这些都是益于史学史内涵的深化，促进了史学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
    关于深化西方史学史的内涵与它的开拓与创新的问题，笔者近年来也作过一些探索与实践，比如要重视史学史中的“影响研究”，说的是中外(西)史学史研究不应只局限于各自史学自身问题的研究，也应留出一些空间，从另一个新视角去关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史学文化的相互交流与相互影响，亦即中外(西)史学交流史的研究。个人以为，它可望成为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又如，关于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问题，这不仅为奠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厦添砖，而且为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加瓦。再如重视史学史之史与史学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亦紧密相联，如此等等。(27)总之，这些工作已有最初的成效，我们期待更多的创新成果面世。
    其三，期待高水平的西方史学史论著的出版。
    首先说论文。平心而论，当今国内史坛，高水平的西方史学史的论文，尤其是专题论文，并不多见。在我国新时期，80年代发表的一些有分量和有特色的论文，无一不是出于我们的前辈的大手笔，如吴于廑的《吉本的历史批判与理性主义思潮》(《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张芝联的《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谭英华的《试论博克尔的史学》(《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朱本源的《近两个世纪来西方史学的危机和变迁》(《世界历史》1986年第10期)等等。对此，我们期望年轻一代后来居上，在今后的岁月能写出与我们前辈相媲美的西方史学史专题论文。
    至于高水平的西方史学史著作，在当今学界似乎还没有产生，这是由西方史学史本身的难度以及原先基础的薄弱所决定的，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未来的发展形势还是相当乐观的，随着年轻一代的快速成长，尤其是有相当水平的博士论文的出版，从中不难发现高水平的作品。此外，合力编撰多卷本的西方史学史，条件似已成熟，在不久的将来，相信会有这方面的著作出版，一如已出版的由白寿彝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当下，传来令人兴奋的消息，在教育部规划的“马克主义工程项目”中，既有“中国史学史”，也有“外国史学史”现已评审结束，尘埃落定。我相信，有这种国家级的大投入，又汇国内学界之精英，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可望写出这方面高水平的著作。对此，我们真的很期待；这种高水平的“外国史学史”著作的问世，对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将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
    “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28)喜看今日之中国，所要鼓动的就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它给当代中国学术(包括史学)注入了无限的活力与勃勃的生机，如闪电，如巨雷，震撼着全民族的心灵，也震撼着每一位中国历史学家的心灵，一切胸怀“以天下为己任”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历史学家，在“改革开放振兴中华”这一伟大的时代精神的感召下，搏击在全球化的浪潮里，奋斗在新时代的挑战中，勇于开拓，志在创新，不断前行。我认为，由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家研究者所从事的学科研究的性质及其自身特点，当为中国史学的开拓与创新和中国史学快步迈向世界作出比其他学科的历史学家更多的贡献。任重而道远，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注释：
    ①关于史学史的反思，近几年来见到的著作有：吴怀祺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周文玖的《史学史导论》(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等。论文主要有：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6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乔治中：《论学术史视野下的史学史研究》(载《南开学报》2004年第2期)、钱茂伟：《史学史研究需要有自身的理论与方法》(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7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上述论著，大多是对中国史学史之史的回顾与检讨。
    ②笔者曾撰《关于开拓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以西方史学史为中心》(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6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卷)，就西方史学史之史作过初步的探讨，但未曾涉及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之史，尤其是它的学科建设问题，故有本文写作之考量。
    ③这是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的一篇之篇名。
    ④见翟林东：《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为了进行比较，本文写作时常把瞿文所论作为参照系。
    ⑤如刘崇鋐在清华大学、朱谦之在暨南大学都开设过这样的课程。
    ⑥见邹振环：《西书中译名著时代在上海的形成及其文化意义》，载《复旦学报》1992年第3期。
    ⑦卢绍稷：《史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70—92页。
    ⑧20世纪40年代，朱谦之的这些连续文章以《现代史学概论》，作为中山大学的学生参考用书，由该校铅印结集出版，现载《朱谦之文集》第六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⑨《朱谦之文集》第六卷，第34页。
    ⑩进一步的情况，可参见张广智：《珠辉散去归平淡——苏联史学输入中国及其现代回响》，载陈启能等主编：《消解历史的秩序》，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页以次。
    (11)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五六十年代的学界，大多忌讳用“西方”一词，事实上，本文提到的“外国史学史”，其实是“西方史学史”。
    (12)载《文史哲》1964年第3期。
    (13)进一步情况，参见张广智：《1949-1989年的中国西方史学史》，载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798页。
    (14)指复旦大学历史系耿淡如先生与北京大学历史系齐思和先生。他们两人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曾在哈佛留过学；学成归国后，在20世纪50年代都以治世界中世纪史而享誉中国史坛；在50-60年代，都致力于西方史学的输入，译著宏富，且多为后人不断征引的西方史学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