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是从下表中三部均以《西方史学史》为书名的著作来看。这三部书是杨豫的《西方史学史》、郭小凌的《西方史学史》、张广智主著的《西方史学史》。杨书以其内容充实又拓展的新史学篇而见长，郭书则以深挖古典史学的丰厚遗产而胜出，张书因其晚出，故在前人的基础上提高了一步。作为一部国家级规划教材，它在本学科的基本理论与知识点、学科发展的前沿趋势乃至篇章结构、文字表述等方面，都显示出了新的进展，学界评价此书既是一部“优秀的教材”，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著作。”(19)
    此外，从新时期发表的关于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论文来看，不仅数量甚多，而且质量在不断提高。关于西方史家的研究，比如中国学人对兰克史学所论，取得了新进展；关于西方史学流派的研究，比如中国学人对年鉴学派的研究成果颇丰，并成了一个“热点”；关于中西史学交流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等，近几年也显示出蓬勃的发展势头，体现出史学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特别需要提及的一点是，中国新时期的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它既促进了中西史学史的研究，也在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中，深化与提高了对西方史学的认识。上述几项，例不胜数，不再一一繁琐考论。
    3、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新发展。
    正是因为有了上述两点，即大规模地引进西方史学和我国学者西方史学史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有了这样扎实的基础，才能有望大力地推动中国新时期的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
    如果说，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进展是以各个时期代表性的论著为标识的话，那么，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大学的史学史教育所能达到的程度。在60年代，由于开始明确到西方史学史在大学历史系教学中的重要性，这就催生了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成长。新时期以来，史界对西方史学史学科重要性的认识更加明确也更加自觉，比如，西方史学史不只是在少数学校，而是在全国范围内的高校都把它作为历史系学生的必修课，在历史系的教学计划中与中国史学史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我在前面曾高度评价1964年王廷科发表的《试论外国史学史的意义》一文，认为它是60年代前期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奠立的一个标识，因为王文是对这一时期西方史学史之史回顾与检讨的一种小结。倘此论不谬，个人以为，本阶段对西方史学史之史的回顾与检讨，或许可以从1978年郭圣铭发表《加强史学史研究》(20)至2006年张广智发表的《关于深化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21)察其端倪。这28年间，对西方史学史重要性的认识、对西方史学史在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中重要地位的认识，都在不断地深化，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共识，才使中国新时期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不断进步，比如这一时期西方史学史教材纷出就是一例。
    学科建设的进展推动了人才培养。随着二级学科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设置，这一专业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不断地被培养出来，近年内出版的几本高质量的关于西方史学史研究方向的博士论文，足资证明。(22)
    在这里，应指出一个很奇特且又令人感怀的景象：十年浩劫过了，老成不仅未尽凋谢，反而老树又萌发新芽，治西方史学史的前辈学者，除耿淡如于1975年、齐思和于1980年谢世，大多仍精神抖擞地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比如吴于廑、张芝联、郭圣铭、谭英华、孙秉莹等多已古稀之年，但他们老当益壮，或在课堂授课、或在会场报告、或在书房写作，从中发现他们的身影，为后人留下了先行者的足印。我曾有幸聆听过上述诸位先生们给本科生上课时的教诲，目睹他们作学术演讲时的风采，拜读过前辈们的宏篇大论或纤微之作，从中获益匪浅。
    总之，我们的前辈在中国新时期(尤在前期)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所作出的贡献，将在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历史进程中留下精彩的一笔。
    在结束本节之前，有一点是不应当遗忘的，即在中国新时期创办的《世界历史》(1979年)、《史学史研究》(1981年)、《史学理论》(1987-1989年)、《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2年)等刊物，对推动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促进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功不可没。
    四、展望与期待
    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史，很是短暂，应当说，是很年轻的。因其年轻，就没有那么多的沉重的包袱。因此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它仍以蓬勃的朝气在行进。但回顾前程，检讨既往，问题同样存在。正如瞿林东所言“中国史学史研究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指中国史学到现阶段所面临的问题”。(23)同样，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在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也大体如此，在此不赘。倘稍稍兼顾西方史学史自身学科的特点，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西方史学史进程，始终存在着或一概排斥，或盲目信从，或左或右，不断摇摆，这种钟摆现象与时代相牵制，与史学自身发展相关联。如何正确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事关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前途，我们必须认真对待。
    当今，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方兴未艾。是的，全球化这一当代历史发展的新潮流，冲击着世界，也冲击着中国，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巨大的挑战，也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这不只是经济，也包括文化。换言之，挑战与困难为伍，机遇与发展相伴，面对困难，我们要迎接挑战，抓住机遇，谋求发展。这对志在快步迈向世界的中国史学，更是如此了。当下，中国历史学家当适时抓住这一发展的契机，志存高远，以其“德、学、才、识”(24)，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精品，为全人类文化，尤为世界史学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
    上述所论，当然更适用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家，在这样的大背景及形势下，我们展望西方史学史的前景，始终充满着乐观的和坚定的信心，未来的中国西方史学史前景璀璨，前程辉煌。这当然要依赖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家的共同努力。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特提出以下几点，作为对未来的中国西方史学史的展望，也是期待。
    其一，继续深入地做好西方史学的译介工作。
    继续做好此项工作，无疑对推进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意义非凡，正如前述所言，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梁启超在20世纪的最初的年代里曾发出“醒世之语”：“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25)个人以为，梁氏之语不仅对“中国欲为自强”，而且对治中国的西方史学史而言，都应列为“第一策”。
    在这里，据我个人观察，自新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又出现了新一轮的西学引进的浪潮，且迄今势头不减，说是“新一轮”，因为此次起点高，针对性强，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代境遇与所面临的文化诉求；说它是“浪潮”，举看全国，倘假以时日，可能比上一轮的那次浪潮更为澎湃且持续时间更久。比如近年“海外汉学”(或“海外中国学”)著作的引介，它从最初“隐藏在深山里的小溪，经过30年的艰辛跋涉之后，才终于形成一条奔腾的水流”。(26)“海外汉学”著作的译介之进程，有相当大的代表性，这说明当代西学译介在某些领域内由蓄积待发至勃发的时间流程，绝非个案。可以预期的是，随着新一轮的西方史学译介工作的深入进行，将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更大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