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根据实际探讨汉民族的形成
        汉民族形成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历史研究中影响全局的重大问题。范文澜在论述中国秦汉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时涉及到这一问题，很可能由于苏联学者格·叶菲莫关于中国民族形成的基本观点已在中国流传，因而范老在这里对中国汉民族形成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提出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基本看法。范文澜不拘泥于斯大林根据欧洲历史提出的民族形成于近代资本主义出现以后的结论，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况提出秦汉时代汉民族已初步形成，与此同时他认为中国没有形成近代资产阶级民族。
        范老观点一出，就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争鸣，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于1954年11月为此专门召开学术讨论会，就秦汉以来汉族是否已形成民族，中国资产阶级民族形成问题和中国社会主义民族形成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讨论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范文澜同志的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进行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和开展学术讨论，都有很大的启发意义。”[9]（P.35 ）反对意见以杨则后先生为代表，他根据斯大林的有关论断，坚持民族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从理论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向范老提出全面的商榷，他认为秦汉以来汉民族长期处于部族阶段，并进而提出自己的看法：16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是汉民族的形成时期，辛亥革命标志着汉民族形成过程的基本完成，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是汉民族形成后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从五四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汉民族形成的第二个发展阶段[10]（P.56）。范文澜的看法也得到了学术界部分人的支持，章冠英先生根据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阶段所占时间较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许多和欧洲封建社会不同的现象，论证了汉民族在秦汉时形成的可能性。指出：在中国，可以把地主经济、中央集权国家和民族三者联系起来。不过由于地主经济制度下的商品经济没有在社会经济中占统治地位，所形成的共同经济生活是不完整的，所以秦汉以后的民族只能是一种低级阶段的民族[11]（PP.67-74）。
        范老关于汉民族形成的认识后来收入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一直到1964年第四版也没有改变，尽管他说“我提出这些意见，只是对问题作了一种试探”[8]（p.64），但实际上范老的论证言之有据， 逻辑严密。正如陈其泰师所言：“范文澜总结汉民族形成的规律，更是做到将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灵活地结合的范例”，“对此他作了充分的论证”，“范老所作的深刻分析，正是把握住普遍的原理与特殊规律密切结合这一关键，具体地解答了汉民族形成的特殊道路，符合于历史实际，并且很有说服力地阐述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诸多问题”[7 ]（PP.562 -564）。经过60 年代哲学社会科学部与中央编译局学术讨论会取消“部族”译名之后，范老汉民族形成的结论已基本上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著名史学家、民族学家白寿彝先生在他呕尽20年心血主编的多卷本大型通史中亦接受范老的观点：“在政治上，汉族的先民建立了夏、商、周三个王朝和许多侯国、王国。在汉族形成过程及形成以后，汉族的统治阶级建立了秦、汉、隋唐、宋、明等几个皇朝，并且帮助蒙古贵族、满州贵族建立了元朝和清朝。”[12]（P.43）五六十年代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也是灵活运用斯大林关于民族四个特征的理论，从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心理状态四个方面来识别民族特点，尤其根据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重视民族意识的表现。我们的民族工作者也体会到斯大林的论断对中国民族状况不完全适应，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这四个特征的发展状态，但也出现了这四个特征的未发展状态和萌芽状态[12]（P.42）。
        站在今天的认识水平来看这场争辩，我们明显可以发现，在民族形成问题上，范老同意斯大林提出的判定民族的四条标准，因为民族的出现总有一定的标志和衡量原则，但他并没有拘泥于斯大林根据欧洲民族形成的具体情况去判定中国历史的实际，而是以其理论为指导，力图探究中国民族形成的实际。当然，斯大林所确定的四条原则是在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时代基础上提出来的，中国封建时代历史发展的实际难以与其详细地去一一比拟，因而范老受到一些史学家的反对是非常自然的，但争辩者坚持斯大林具体论断和标准去辩驳的局限性今天已经非常明显，如果争辩者能充分注意到范老对秦汉时代汉民族发展程度的估计：“汉民族自秦以下，既不是国家分裂时期的部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族，而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它不待资本主义上升而四个特征就已经脱离萌芽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现实。它经过二千余年的锻炼，体现着民族条件和民族精神”[ 8]（P.61）， 也许能够理解和领会斯大林的四个特征在当时的中国只能处于“未发展状态”和“萌芽状态”。范文澜在50年代新中国全面学习苏联，斯大林仍然享有崇高地位政治气候下有这样的理论勇气，是很值得我们赞扬的。这与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是一致的，这种做法也直接继承了张闻天、李维汉等革命理论家和广大民族工作者在延安研究回回民族形成问题时的优良传统[13]（PP.77-82）。 范文澜这一研究不仅推动了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广泛讨论，而且对我们如何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探讨中国历史实际提供了成功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