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19年春夏间，《孙文学说》第一卷《行易知难》出版。该书是孙中山走上政治舞台以来第一部有系统的理论著作，也是最能代表孙中山思想理念的作品之一。在这部著作中，孙中山对传统的“知”的观念及知行关系提出了挑战。
        在《自序》中，孙中山说：
        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毕生精力，尽萃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俞奋，再接再励，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卒赖全国人心之所倾向，仁人志士之赞襄，乃得摧覆专制，创造共和。本可从此继进，实行革命党所抱持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夫《革命方略》所规定之种种建设宏模，则必能乘时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也。不图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是以予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为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之施行矣。此革命之建设所以无成，而破坏之后，国事更因之以日非也。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
        孙中山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的情况，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原因则在于“思想错误”。他说：
        此思想之错误为何？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也。此说始于傅说对武丁之言，由是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故予之建设计划。一一皆为此说所打消也。呜呼！此说者予生平之最大敌也，其威力当万倍于满清。夫满清之威力，不过只能杀吾人之身耳，而不能夺吾人之志也。乃此故之威力，则不惟能夺吾人之志，且足以迷亿兆人之心也。是故当满清之世，予之主张革命也，犹能日起有功，进行不已；惟自民国成立之日，则予之主张建设，反致半筹莫展，一败涂地。吾三十年来精诚无间之心，几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几为之槁木死灰者，此也。可畏哉此敌！可恨哉此敌！兵法有云：“攻心为上。”是吾党之建国计划，即受此心中之打击者也。
        在《孙文学说》正文，孙中山用饮食、钱币、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事为例，证明“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格言“可从根本上而推翻之矣。”[3]他特别声明，之所以要花费如此大的精力和篇幅来证明“知易行难”之非，证明“行易知难”之理，原因在于：
        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也。夫中国近代之积弱不振、奄奄待毙者，实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说误之也。此说深中于学者之心理，由学者而传于群众，则以难为易，以易为难，遂更使暮气畏难之中国，畏其所不当畏，而不畏其所当畏。由是易者则避而远之，而难者又趋而近之。始则欲求知而后行，及其知之不可得也，则惟有望洋兴叹，而放去一切而已。间有不屈不挠之士，费尽生平之力以求得一知者，而又以行之尤为难，则虽知之而仍不敢行之。如是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无可为者矣。此中国积弱衰败之原因也。[4]
        孙中山进一步把人类进化划分成三大时期：“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自科学发明之后，人类乃始能有具以求其知，故始能进于知而后行之第三时期之进化也。”[5]又把人群相应划分为三种：“其一先知先觉者，为创造发明；其二后知后觉者，为仿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觉者，为竭力乐成。有此三系人相需为用，则大禹之九河可疏，秦皇之长城能筑也。乃后世之人，误于‘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虽有先知先觉者之发明，而后知后觉者每以为知之易而忽略之，不独不为之仿效推行，且目之为理想难行，于是不知不觉者则无由为之竭力乐成矣。所以，秦汉以后之事功，无一能比于大禹之九河与秦皇之长城者，此也，岂不可慨哉！”[6]
        关于这三种人，孙中山又进一步补充说：
        文明之进化，成于三系之人：其一，先知先觉者即发明家也，其二，后知后觉者即鼓吹家也，其三，不知不觉者即实行家也。由此观之，中国不患无实行家，盖林林总总者皆是也。乃吾党之士有言曰：某也理想家也，某也实行家也。其以二三人可为改革国事之实行家，真谬误之甚也。……故为一国之经营建设所难得者，非实行家也，乃理想家、计划家也。而中国之后知后觉者，皆重实行而轻理想矣……所以不能鼓吹舆论、倡导文明，而反足混乱是非、阻碍进化也。是故革命以来，而建设事业不能进行者，此也。予于是乎不得不彻底详辟，欲使后知后觉者了然于向来之迷误，而翻然改图，不再为似是而非之说以惑世，而阻挠吾林林总总之实行家，则建设前途大有希望矣。[7]
        孙中山认为，既然知识与实践、掌握知识的人与实际执行的人可以分开，因此，知固可以行，“不知亦能行”，那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甚至对于国家建设来说，知识与教育并非最为迫切之事，当务之急，是利用外资，发达中国之实业：
        倘知此为兴国之要图，为救亡之急务，而能万众一心，举国一致，而欢迎列国之雄厚资本，博大规模，宿学人才，精练技术，为我筹划，为我组织，为我经营，为我训练，则十年之内，我国之大事业必能林立于国中，我实业之人才亦同时并起。十年之后，则外资可以陆续偿还，人才可以陆续成就，则我可以独立经营矣。若必俟我教育之普及、知识之完备而后始行，则河清无日，坐失良机，殊可惜也。必也治本为先，救穷宜急，‘衣食足而知礼节，仓廪实而知荣辱’，实业发达，民生畅遂，此时普及教育乃可实行矣。今者宜乘欧洲战告终之机，利用其战时工业之大规模，以发展我中国之实业，诚有如反掌之易也。故曰：‘不知亦能行者’者，此也。[8]
        曾几何时，孙中山在与严复的对谈中还以“实行家”自居，而十几年后，在历史的大变动之中，面对着随成功而来的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失败和全国政局的混乱，他却不能不承认光有实行家不行，而必须有他这样的“理想家”出来阐发理想和新知，以调动成千上万的“实行家”来完成建国大业。孙中山思想上的这一转变，实昭示着近代中国思想正在发生着某种巨大的变化，近代中国人对于政治改革与革命的视野正从制度转向更深层的思想和精神文化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