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以上简要列举了孙、严两先生民国成立以后对于知识、习俗和立国精神问题上的认识与主张。其中，孙中山先生的《孙文学说》虽正式发表于1919年，正式撰写过程却贯穿在1917-1919年间，而实际开始构思，则从1913年就已经开始。（注：参见胡汉民：《〈孙文学说〉的写稿经过与其内容》，载《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民国八年一月一日”条。）而严复的有关论述则是陆续发表于1913-1919年期间，时间上基本与孙中山构思、撰写《孙文学说》相吻合。
        长期以来，学术界多从哲学角度评价孙中山先生的《孙文学说》，认为这是一部代表了孙中山哲学思想体系的著作（注：较早提出《孙文学说》是哲学著作的可能是孙中山先生本人。1919年8月14日，孙中山支持下创办的《星期评论》第二号为《孙文学说》刊发下述广告：“孙文，孙中山，孙逸仙，中华民国的妈妈，中国人的先生，三民主义的宣传者，中国近代史的骨子，东方文明的曙光，黄色人种的福音，世界大同的征象，哲学的政治家，这许多个名词，如果诸君想把他联合在一块儿去研究批评，请看这部书。”（《星期评论》第二号）此后，研究者多采此说，把《孙文学说》看成是代表了孙中山哲学思想体系的著作。参见尚明轩：《孙中山的历程》，下册，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50页、第255页；孙文著、刘明、沈潜评注：《建国方略》，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2-43页。直到最近，很多学者仍坚持此说。），是在他已“觉得革命党没有任何一点实力”的情况下，“只好把精力放在著书立说上”而写出来的一部著作。[23]而对于严复这一时期的相关著作，研究者则多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是复古倒退的表现。（注：参见周振甫：《严复思想评述》，中华书局，1940年；王栻、俞政：《严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陈越光等：《摇篮与墓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徐立亭：《晚清巨人传：严复》，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等。）二者所受到的评价虽如此悬殊，但从我们的角度看，所得出的结论却略有所不同。
        首先，孙中山、严复两先生都是近代中国社会巨变进程中的关键人物，而非如后来研究者按照学科分类观念而划分出的哲学家、翻译家等普通学者或知识分子。他们所考虑的并非普通的学问或学术，在他们的头脑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的现代国家。无论是孙中山的《孙文学说》还是严复的有关论著，都只有在这种眼光下，才能看出其真义。从这样的角度看，孙中山先生之撰著《孙文学说》并非政坛失利而不得不关门著书以度时日的消极之举，而是一种深谋远虑的战略性行为，而严复之倡导立国精神，也绝非老来落后，无事生非，而是有着深层的考虑。在这方面，两位历史人物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在近代中国建国思想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其次，由于两先生在民国成立以后，政治上的处境很不相同，孙中山在担任过民国第一届临时大总统之后，很快即宣布退位，准备十年不过问政治，专门从事铁路等实业建设，以便为中国的富强打下根基。然而，政局的变化却使孙中山的计划一一落空，从1913年开始走上流亡的漫长道路。袁世凯洪宪帝制失败后他回到祖国，虽发动了护法等一系列运动，但总体上看，政治上仍处于流亡状态，国际上很少有人承认他所组建的政府，国内也缺乏足够的政治上的同情者和追随者。而严复在民国成立以后，先后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大总统外交法律顾问、约法会议议员等职，比较接近中央政权。政治上的这种差异，使得他们在考虑问题时表现出很大的立场上的差异。
        从以上两点出发，再来研读孙中山、严复两先生，特别是孙中山先生的著作，我们便得出与以往不同的认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孙中山把“知易行难”看作是中国近代积弱不振、奄奄待毙的唯一要因，而把“知难行易”视作“救中国必由之道”，这未必能够完全成立，至少也是过于简单化，把知识与观念看作了民国初年历史进程的唯一决定性因素，而忽略了当时更为重要的国际格局变化对中国政局的影响、国内现实的政治经济军事势力重新组合及革命党内部分化所带来的政治力量发展的不平衡等因素对革命党带来的不利因素，而对于经典本身的解释尤其不能说十分妥切。（注：“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语出《尚书》：“惟说命总百官，乃进于王曰：呜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惟天聪明，惟圣时宪……王曰：旨哉！说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罔闻于行。说拜稽首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孔颖达传：言知之易行之艰以勉高宗）。王忱不艰，允协于先王成德（孔氏传：王心诚，不以行之为艰，则信合于先王成德），惟说不言有厥咎（孔氏传：王能行善，而说不言，则有其咎罪）”（见《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75页下）。此典本指大臣建议，君主推行，建议易，推行难，关于傅说的事迹，可参见司马迁《史记·殷本记第三）。）但是，考察孙中山作《孙文学说》的历史语境，则知在撰著《孙文学说》之前，孙中山已经几次提出，民国成立以后他所提出的筹集外资建设20万里铁路的计划、二次革命等一系列主张之所以失败，“就是一般党人不肯服从他的命令，把他的主义政策视为理想难行”（注：参见胡汉民：《〈孙文学说〉的写稿经过与其内容》，载《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民国八年一月一日条。），他提出要做“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庶几事权统一”，希望党员“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24]孙中山流亡日本期间，拟以此为原则，组织一个由他绝对控制的中华革命党，由于部分领导人的反对而收效不大，但回国后，他仍坚信自己的上述主张是扭转被动局面的唯一办法，因此，在《孙文学说》中，遂借着批评古人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向革命党内部不服从孙中山的领导人提出了批评。（注：《孙文学说》第六章后，孙中山特地附上了1915年陈英士致黄克强书，孙中山本人还对书中一些具体地方加了注释。书中“胪昔日反对中山先生其历致失败之点有负中山先生者”五事（民元借款、定都南京及新总统到南京就职、振兴实业、讨袁、二次革命），尤以后二者之失败归咎于黄兴不服从孙中山先生之结果。信中还特别指出：“溯自辛亥以前，二三同志如谭（人凤）、宋（教仁）辈过沪上时，谈及吾党健者，必交推足下，以为孙氏理想，黄氏实行。……此语一入于吾人脑际，遂使中山先生一切政见不易见诸施行。迨至今日犹有持此言以反对中山先生者也。……今日中山先生之所主张，不宜轻以为理想而不从，再贻他日之悔。”（见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15-222页））这种语境提醒我们，在谈“知行”关系问题时，孙中山先生头脑中所考虑的并不是学术上对经典的诠释是否得当，而是考虑如何借用经典的权威来打破社会心理的权威，从而在革命党内部建立起真正的权威，实现革命党内部的思想统一和团结，以便形成一个集中高效的领导集团，领导全国建设现代国家，简言之，欲借对于经典中观念的重新诠释，达到知行分工、以知统行、以行从知的目的，所欲解决的问题，仍是革命党内部的权威问题。具体说来，从在野的地位出发，孙中山更多地考虑如何通过建设一个统一强健的政党来恢复失去的政权，以便实施自己的建国方略。这是一条通过建党来实现建国的道路，而知识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它为这一计划的倡导者提供某种合法性。这种知识不是认识论上所说的那种科学的、有系统的、可以通过实验验证、感观观察、可以通过演绎推理等逻辑方法加以证明的、客观的知识，而是一种相对的、不能通过实验方法或逻辑方法加以验证的知识。这种动机孙中山先生本人后来也有所透露。他对于佑任说：“默察年来国内嬗变之迹，知武人官僚断不可与为治，欲谋根本救国，仍非集吾党纯洁坚贞之士，共任艰巨，彻底澄清不为功。又以吾党同志向多见道不真，故虽锐于进取，而无笃守主张之勇气继之，每至中途而彷徨，因之失其所守，故文近著学说一卷，除祛其谬误，以立其信仰之基。”[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