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初（农历1913年底），严复被推选为“约法会议”议员，不久又被袁世凯聘为参政院参政。当选议员后，严复很快向国会发起提出《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案。在此项议案中，严复痛切提出，“国于天地，其长不倾、日跻强盛者，必以其民俗、国性、世道人心为之要素”，古今中外，无不如此，而那些亡国灭种或沦为异族奴隶者，也大都是“以道德扫地、人心窳涣为之先，从未有好义首公、忠信相扶之民，而不转弱为强、由衰而盛者”。严复指出：
        国之通患，存夫贫弱。顾有土有财，则贫者可徐转而为富；生聚教训，则弱者可振刷以为强。即今民智闭塞，学术空疏，无乘时竞进之能力，此其患若较前二者为甚矣。然得先知先觉之传，为振兴其教育，专门普通，分程并进，则拙者可巧，蠢者可灵，其转移尚非无术也。独至国性丧亡，民习险诈，则虽有百千兆之众，亦长为相攻相感不相得之群，乃必鱼烂土崩而不可救耳！……故必凝道德为国性，乃有以系国基于苞桑，即使时运危险，风雨飘摇，亦将自拔于艰难困苦之中，蔚为强国。[14]
        严复对4000年来中国逐渐形成的国性进行了探究。他分析说：“稽我先民，坚苦卓绝，蹈义凛然之事，史不绝书……此实为吾民之特性。而后此所恃以为立国精神者，将亦在此。”[15]应以此作为中华民族之“立国精神”，导扬渐渍，务使深入人心，常成习惯，将对新成立的民国“大有裨益”。他建议国会应该通过法案，确立以下各条：
        一、标举群经圣哲垂训，采取史书传记所纪忠孝节义之事，择译外国名人言行，是［足？］以感发兴起合群爱国观念者，编入师范生及小学堂课本中，以为讲诵传习之具。
        一、历史忠孝节义事实，择其中正逼真者，制为通俗歌曲，或编成戏剧，制为图画，俾合人民演唱观览。
        一、各地方之忠孝节义祠堂坊表，一律修理整齐，以为公众游观之所。每年由地方公议，定一二日醵资在祠举行祭典及开庙会。
        一、人民男妇，不论贵贱贫富，已卒生存，其有奇节卓行，为地方机关所公认，代为呈请表章者，查明属实，由大总统酌予荣典褒章。
        一、治制有殊，而砥节首公之义，终古不废。比者政体肇变，主持治柄之地，业已化家为官。大总统者，抽象国家之代表，非具体个人之专称，一经民意所属，即为全国致身之点。斯乃纯粹国民之天职，不系私昵之感情。是故言孝忠于元首，即无异孝忠于国家，至正大中，必不得以路易“朕即国家”之言相乱也。此义关于吾国之治乱存亡甚巨，亟宜广举中外古今学说，剖释精义，勒成专书，布在学校，传诵民间，以祛天下之惑。
        一、旧有传记说部，或今人新编西籍撰著，其有关于忠孝节义事实者，宜加编译刊布，以广流传。[16]
        差不多同一时间，严复翻译的英国人卫西琴（注：Dr.Alfred Westharp，英国学者，1913年来华。1919年在山西办试验学校——大通学校，后因故离去。1925年到北京，二年后赴上海讲学。）所著《中国教育议》陆续在《庸言》杂志上发表，并于1914年4月，由庸言报馆出版了单行本。卫氏在书中以长期沦为殖民地的印度和刚刚师法德国教育、实现脱亚入欧的日本对民族文化教育独立的重要性的认识和对民族教育独立的倡导等为例证，提出希望中国在学习西方教育的同时，保持和发扬孔子的精神，“庶几中国原其本来而为独立之教育，而泰东西合为教化，于以拯人类于无穷，非曰相效，亦各本其所得于天之分，而各为其自成者，以尽人性、赞天地之化育而已矣。”[17]
        同年12月21日，严复在约法会议发言指出：
        吾国自改革以来，四五千年之政局为之改观。大凡改革之初，必有一番纷扰。况以现在吾国情形而论，外交、内政、军事种种，较前尤为困难。现在为吾国前途计，其第一要义，在先求国家安宁固定，万不可使乱众复生，否则数年一乱，国基杌陧，无论有何种良好宪法，皆无救于中国之亡。五大洲中民主政体之国甚多，从前罗马时代已行之，而现在最有效果之民主国，则莫如法、美，然因国民性质之不同，而效果亦以不等。若以法、美相较，美又视法为良。考其原因，美大总统权重，法则徒拥虚名而已。至于南美各国，又无足论，每届选举大总统时，必有一番纷争，立国逾百数十年，而仍未能发达，盖貌袭共和之制，而实蒙纷扰之害者，革命频仍，殊可危也。[18]
        此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大血战，再加上中国自民国建立以来所出现的种种乱象，对严复所产生的冲击之大是可以想见的。（注：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严复的冲击，可参阅林启彦：《严复论中西文化》，《汉学研究》第14卷第2期，1996年12月；林启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严复的国际政治观；以参战问题为中心》，收入清华大学、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严复思想新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何君超：《侯官严先生眼中之第一次世界大战》，《东方杂志》第四十卷，第十六号（收入《严复传记资料》，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年）等文。）严复“自欧陆开战以来，于各国胜负进止最为留神，一日十二时，大抵六时皆看西报及新出杂志”。[19]严复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认为“欧战告终之后，不但列国之局将大变更，乃至哲学、政法、理财、国际、宗教、教育，皆将大受影响，”[20]大战结束之后，“便是簇新世界，一切旧法，所存必寡，此又断然可知者也。国之程度，丝毫不可假借，于战时观之最明，……吾辈观此，则知救国根本，当在何处着手矣。中国目前危险，全由人心之非，而异日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21]，“根本救济，端在教育。”[22]
        严复的上述意见有些虽被袁世凯等人所利用，造成一些消极影响，严复本人也因此备受史家诟病，但从所引材料中，不难看出，严复的用意在求国家之“固定安宁”，否则，“貌袭共和之制，而实蒙纷扰之害者，革命频仍，殊可危也”，其用心可谓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