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孙中山的《孙文学说》正式撰写于1917-1919年，正式发表是在1919年春夏间，而撰写这样一部理论性极强的著作的动机则产生于1913年二次革命前后。（注：见胡汉民：《〈孙文学说〉的写稿经过与其内容》，收入《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民国八年一月一日”条下，台北：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6年。胡文中说：“民二的失败，实在是总理发明孙文学说的动因”。）在同一时段里，严复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民国以来的混乱局面进行反思，试图提出救正的方法。
        严复对社会发展进程的研究及有关发展实业的主张，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已经完成。民国成立以后，严复在继续坚持其有关社会及经济发展的主张的同时，开始更多地转向对于习俗、民族文化建设与社会发展关系的深层次思考。主要途径是利用经典和传统资源，根据新时代的特点和需要加以适当改造。
        1912年，严复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到任后，严复就计划将“大学经、文两科合并为一，以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鉴于过去所谓将新旧学问“合一炉而冶者，徒虚言耳，为之不已，其终且终至于两亡”的教训，严复希望经文合一后的北京大学文科能够“尽从吾旧而勿杂以新，且必为其真而勿循其伪”。[9]次年6月，严复在中央教育会演说《读经当积极提倡》，从中国文化中的“天下”观念和西方文化中的“帝国”观念的对比开始，对现代国家的建立所需要的最基本要素进行了探讨，指出：“大凡一国之存立，必以其国性为之基。国性国各不同，而皆成于特别之教化，往往经数千年之渐摩浸渍，而后大著。但使国性长存，则虽被他种之制服，其国其天下尚非真亡。此在前史，如魏晋以降，五胡之乱华，宋之入元，明之为清，此虽易代，顾其彝伦法制，大抵犹前，而入主之族，无异归化，故曰非真亡也。”[10]
        “国性”在现代国家中既然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国性从何而来？严复指出，使中国历久而不亡的特别国性，不是来自别的，而是来自孔子之教化，来自孔子所删定的群经。严复由此得出结论说：
        我辈生为中国人民，不可荒经蔑古，固不待深言而可知。盖不独教化道德，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之本原。乃至世变大异，革故鼎新之秋，似可以尽反古昔矣；然其宗旨大义，亦必求之于经而有所合，而后返之人心而安，始有以号召天下。……今之科学，自是以诚成物之事，吾国欲求进步，固属不可抛弃。至于人之所以成人，国之所以为国，天下之所以为天下，则舍求群经之中，莫有合者。[11]
        严复主张尊孔读经，是因为“教育国民不如是，将无人格，转而他求，则亡国性。无人格谓之非人，无国性谓之非中国人”，因此，经书不可不读，“若夫形、数、质、力诸科学，与夫今日世界之常识，以其待用之殷，不可不治，吾辈岂不知之？但四子五经，字数有限，假其立之课程，支配小、中、大三学年之中，未见中材子弟坐此遂困也”。[12]
        同年9月，严复发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讲义》，“杂引旁行鞮寄之书”，重释《论语》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章，指出：“自西学东渐以来，（此章）甚为浅学粗心之人所疑谤，每谓孔子胚胎专制，此为明证，与老氏‘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一语同属愚民主义，与其平日所屡称之‘诲人不倦’一说矛盾参差，不可合一”。他认为，这完全是对“圣人”的曲解，事实上，“孔子此言，实无可议，不但圣意非主愚民，即与‘诲人不倦’一言，亦属各有攸当，不可偏行。浅人之所以横生疑谤者，其受病一在未将章中字义讲清，一在将圣人语气读错”。他指出，孔子此章中所谓的“民”，“乃统一切氓庶无所知者之称”，试观古今中外历史，无论哪种文明，哪个国家，“其中冥昧无所知与程度不及之分子恒居多数”，因此，当政者没有办法使这部分人完全明白政教之中所包含的理念，而只能“由”之去实行，此章中的“不可”二字“乃术穷之词，由于术穷而生禁止之意，浅人不悟，乃将‘不可’二字看作十成死语，与‘毋’、‘勿’等量齐观，全作禁止口气，尔乃横生谤议，而圣人不得已诏谕后世之苦衷，亦以坐晦耳”。其次，章中两“之”字，都是代名词，所代者有三：道德、宗教、法律，“是三物者，皆生民结合社会后所不可一日无者，故亦遂为明民图治者所必有之事”，如果三者都要先让所有的民庶都明白其中的道理，“使必知之而后有由”，则不可能有宗教信仰之事，“法律之行无日”，道德也无从谈起。可见，孔子之言“殆无以易”。“夫使民于道德、宗教、法律三者，以事理、情势、利害言，皆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如此则圣人此章之言，后世又乌可议乎？”[13]这篇文章表面是重释《论语》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实则反映出严复欲从教化、法律、风俗入手，建设国家政治的基本构想。
        同一时期，严复领衔在北京发起成立孔教公会，颁布《孔教公会章程》（注：《庸言》杂志第一卷第十四号附载《孔教公会章程》（1913年），只有中文部分，无英文部分。），规定公会以“阐扬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在北京设立总会，在各地设支会、分会，不分国界、种界，凡信仰孔教者，均可经会员介绍入会。孔教公会《序》文（注：王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未收此《序》文。）认为，今之欧美国家之所以强盛的原因，并不徒在其政治，更因为其物质和教化方面的原因，“政治、教化之与物质，如鼎之足峙而并立，教化之与政治，如车之双轮而并驰，缺一不可者也。……嗟乎！天下岂有无教而可为国者哉！教宜何从？审其历史风俗之宜、人心之安者，其道至顺，则从之；非其历史风俗人心之宜、人心之安者，则可以致乱，如是则置之。”从这种标准看来，适宜于中国历史风俗人心的只有孔子之“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