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接近政权中心的严复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在现行体制的框架内，利用经典的权威，对风俗加以改造，实际上走的是“造民”建国的道路（注：近期关于“造民建国”问题的研究专著，参见周佳荣：《新民与复兴——近代中国思想论》，香港：香港教育出版公司，1999;Joshua A Fogel and Peter G.Zarrow（ed.）：Imaging the People: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1890-1920.M.E.Sharpe,Armonk,New York,London,England,1997.），希望通过“新民德”，达到“新”国家的目的。他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倡导尊孔读经，背后有着一个极其深远的终极关怀，目的是在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包括科学在内）与政治文明的同时，也像西方国家建立各自独特的教化那样，改用新式机器来发掘和淘炼中国固有的宝藏，建立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教化”，从风俗、民情、世道人心方面，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换言之，严复之所以倡导读经尊孔的真实用意，是为了建立起一个既在政治和物质上适应现代世界潮流，又在文化上具有真正独立性的新国家，而不是建立起一个虽在政治和物质上适应世界潮流但却丧失了民族文化特色的中国。
        再次，由于近代中国正处于中西文化交汇的大潮中，孙中山、严复两先生在构建知识与习俗的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双重文化”性或“文化混杂”性（注：“双重文化”（biculturality）或“文化混杂”（Cultural Hybridity）是近年来国际跨文化与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中常常出现的一个术浯，指的是不同文化在相互接触与交流的过程中发生变化从而形成不同于原有文化的“第三种文化”的现象。据研究跨文化心理学的学者认为，“所有文化都是混杂的……作为一个分析性的观念，文化总是混杂的。”参见Pnina Werbner and Tariq Modood ed.:Debating Cultural Hybridity,Zed Books,London and NewJersey,1997,p.15。该书第1章及第14章对文化混杂问题有较为系统的阐述。另可参见Fred L.Casmir:Foundations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based on a Third Culture Building Model，发表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Volume 23,Issue 1（1, February,1999），第91-116页；Philip Huang:Biculturality in Modern China and in Modern Chinese Studies,Modern China,26,1（1999），第3-31页；Lydia H.Liu: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in China,1900-193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两先生青年时代均在海外接受过系统的近代西方科学教育，本身文化素养中已有东西两种文化的成份，而在各自写作的过程中，又多参考中外文书籍，精通翻译的严复自不待言，孙中山在创作过程中，曾专门“向日本东京丸善书店购置了大量英日文参考书籍。”[26]换言之，他们所说的“知识”、“习俗”、“文化”决非中国固有的“知识”、“习俗”与“文化”的翻版，而是在充分吸收中外一切相关知识、习俗与文化中的有益成份的基础上，融为一体，形成新的知识、习俗与文化体系。孙中山先生的“知识”体系既试图对中国传统的“知行”观加以改造，以便通过这种改造，与传统的权威挂起钩来，同时也包容了当时西方传入中国的有关知识、人生与行为关系的思潮，如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倭铿的人生哲学和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等联系起来，甚至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也有所联系（注：参见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第113页；吴相湘：《蒋梦麟振兴北大复兴农村》，《民国百人传》第一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00-101页。），这就使其“知难行易”说与世界新文化、新知识发生关系，通过这种外来思想的权威，进一步强化了其“知识”的地位。而严复先生所倡导的“习俗”与“文化”，不仅继承了明末以来一直到晚清时期以顾炎武、龚自珍、曾国藩等人为代表的风俗左右国家政治的传统，而且更是充分吸收了近代西方以斯宾塞等人为代表的实证社会学和功利自由主义思想中关于国家政治好坏取决于构成国家的每个公民素质的好坏的观点，即所谓“群之差数功分，皆取决于其民德之何如。”[27]
        总之，孙中山、严复两先生的反思及其成果虽细节上不尽相同，但却都是试图在法律和政治制度之外，另寻维系社会、政权和政治制度的东西。尽管他们所处的政治地位并不相同，但是，面对着民国以来动荡不安的社会和混乱的政治局面，他们不约而同地转向了知识、习俗与文化，希望从知识、习俗与文化入手，为政治社会和政治制度寻找合法性，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奠定坚固不拔之基。从他们的探索中，可以看出近代中国人对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认识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对当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在21世纪的今天，当中华民族正大步迈向世界舞台、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他们的思考对我们同样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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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19][20][21][22]龚尹耕。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录[M].成都：方鹤叟、聂凤嘉等集资出版，1924.10,24,16-17,104-10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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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毛注青。黄兴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1.
        [25]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孙中山全集：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106.
        [26]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
        [27]斯宾塞。群学肄言[M].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