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康有为与光绪皇帝的关系
        胡绳和邝兆江两位先生都用不少文字分析康有为与光绪皇帝的关系，都认为光绪皇帝给康有为安排的官职太小。邝并且指出：光绪皇帝“似可将康安插在一个权责比总署章京上行走较重的位置，让康有为从旁襄赞新政，但他没有这样做”，而仅任命康为总署章京上行走和上海《时务报》的督办，说明他“对康的态度还嫌暧昧不清”，而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非常倚重康。
        其实本文第一节已涉及康有为与光绪皇帝的关系问题，在围绕开制度局、懋勤殿的斗争中君臣二人是紧密合作的，并非“暧昧不清”。下面我们再从邝文提出的两次任命入手，进一步探讨这君臣二人的关系，并分析其对变法运动的影响。
        任命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是在四月二十八日，当天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康有为叙述任命的经过说：召见后，“既退出，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著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时李合肥（鸿章）谢恩同下，面色大变，对我叹惜，谓荣禄既在上前面劾我，又告刚毅上欲赏官勿予，当以微差抑之。上问枢臣以位置吾时，廖仲山（寿恒）将欲言请赏五品卿，而刚毅班在前，请令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盖欲以辱屈我也。”（注：《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147页。）这是说由于荣禄和刚毅的阻挠，他未被大用。其实这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翁同龢被革职造成的影响。梁启超曾在一封信中说到此事：“常熟（翁同龢）去国，最为大关键……南海（康有为）不能大用，菊生（张元济）无下文，仆之久不察看者，率皆由此而生也。”（注：梁启超：《与碎佛（夏曾佑）书》，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七日，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3年。）为什么“常熟去国，最为大关键”，梁启超未作具体说明，我们略作分析：
        帝师翁同龢是唯一热心变法的军机大臣，曾向光绪皇帝推荐过康有为，并与光绪皇帝“议开制度局”，让康有为“入直其中”（注：《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159、141页。）。但是这项计划未及实施，他就被革职了。革职的日期在宣布变法之后三天、召见康有为之前一天即四月二十七日。他为什么被革职？是出于太后的主意，还是出于光绪皇帝的主意？当时众说纷纭，至今也莫衷一是。邝文认为是光绪皇帝将翁革职的，而我认为这是太后的主意，理由是：（一）虽然不能说光绪皇帝和翁同龢之间完全没有矛盾，但相比而言，翁同龢毕竟是光绪皇帝最信任的近臣，如果光绪皇帝在变法刚开始就主动将翁开缺，那么他在高层官员中还有谁可以依靠呢？（二）通常在罢黜一位大员时，同时也就有一位替换的人选。如戊戌七月中旬光绪皇帝罢黜礼部六堂官之后，立即任命曾上书建议变法的李端棻和阔普通武分别为礼部尚书和侍郎。而罢黜翁同龢之后，新任军机大臣是由慈禧太后安排的。太后原计划要荣禄入军机，荣禄不愿意，他要求出任直隶总督，太后同意，就将他与直隶总督王文韶对调，于是王文韶入军机。由这样的人事安排可知罢黜翁同龢是出于太后的主意。
        太后在变法之初令光绪皇帝罢免翁同龢，是给变法派一个沉重打击，也是给光绪皇帝一个警告，让他不要太信用鼓吹变法之人。太后此举也的确有效，光绪皇帝一时失据，变法的某些计划搁浅，任用新人也格外谨慎了。四月二十八日除召见康有为外，还召见了维新人士张元济，这二人都是六品衔。通常皇帝特别召见后会恩赐更高些的品衔，但是这次召见后，不仅康有为未得到恩赏，张元济也未得到，两人仍是六品，说明光绪皇帝并非有意冷淡康有为一人。
        康有为对于受荣禄、刚毅的压制而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一事耿耿于怀，但他也承认这项任命对于他这个六品的主事也不算太委屈，他说：“向例总署章京由各部司员考取，又复试之，其最高列者，尚须一二年，然后能传到，传到仅当译电等差，有年乃转司务厅，又一二年乃得派入各股，又数年乃可升提调，然后升帮办总办，吾被特旨派差，为向来所无，入署即可派总办提调，知交多劝就之。”（注：《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148页。）但他不肯就职，因为他不愿“当差”，他的志趣在“统筹全局”，所以就借口为皇帝编书而请长假。而光绪皇帝对康的任命也只是临时安排，并非真的要他去当差，只催令他进呈所著书，又准其专折奏事。君臣二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沟通起来，康有为继续影响光绪皇帝和变法进程。
        然而康有为和光绪皇帝对于仅以这种方式沟通并不满意，他们仍想在宫中设立一个议政机构，以便使包括康有为在内的维新党人能够名正言顺地掌握变法大权，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一直在设法开制度局或懋勤殿。然而形势对康有为愈来愈不利了。议论、毁谤之声不绝，弹章不断。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写道：“正月以来，都中上自王公，下及士庶，众口哗然，谣言四起，多由显者口中传出，故信之者众；弹章纷纷不绝，至此时（按指召见康有为）以后更甚于前矣。朝野议论无处不谈康有为，内言传于外，外言又传于内，愈出愈奇，不值识者一笑。”（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337页。）有些谣言很离奇，而且牵涉到皇上。如京中有裁撤六部九卿，而设立鬼子衙门，用鬼子办事之谣，有老迈昏庸之堂官、司官“焦急欲死者，惟有诅谤皇上，痛骂康有为而已”。在改淫祠为学堂的诏旨下达后，“皆谓皇上又入天主教矣。而守旧大臣，有谓康有为曾进药水，上服后性情大变，急躁异常，并有在宫中设立礼拜堂之说”（注：苏继祖：《戊戌清廷朝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3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