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年言变法者有几十人，奏疏几百道，但光绪皇帝却只怀念康有为一人，这是为什么呢？当年徐致靖推荐康有为的一段话也许能部分回答这个问题：“臣窃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忠肝热血，硕学通才，明历代因革之得失，知万国强弱之本原，当二十年前，即倡论变法。其所著述有《俄彼得政变记》、《日本变政考》等书，善能借鉴外邦，取资法戒。其所论变法，皆有下手处。某事宜急，某事宜缓，先后次第，条理粲然。按日程功，确有把握。其才略足以肩艰巨，其忠诚可以托重任。并世之才，实罕其比。”（注：徐致靖：《国是既定，用人宜先，谨保维新救时之才，请特旨委任折》，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见《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99页。据孔祥吉考证，此折为康有为代拟。）光绪皇帝读过以后一定会有同感。
        在戊戌变法中，康有为通过上奏章和进呈所著书籍，多方面影响了光绪皇帝，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统筹变法大局。
        康有为在所上《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为恭谢天恩，请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大局折》等奏章和《日本变政考》等书籍中，对变法大局作了统筹规划。其基本纲领是：开制度局，订宪法，设议院，经“十年而化大成”（注：关于维新派的政治纲领，参观拙作《维新派政治纲领的演变》，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其近期“变法之纲领，下手之条理”是：一、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开制度局于宫中，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其变法的主要内容有：设法律局、税计局、农商局、矿政局、社会局等十二个“专局”执行新政，又变科举，开学会，译西书，广游历，停捐纳，省冗员，行纸币，借洋款，等等。按照规划，康有为相信：“准限三年，各省铁路皆立，学会皆开，工有新器，商有新学，地有余利，至于十年，治功大著，足以雪耻而威四夷不难矣。”（注：《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3页。）康有为对变法的规划可谓全面，但是“百日维新”尚处于变法的开始阶段，所以他把重点放在“下手之条理”三条上，结果，虽未大誓群臣，却发布了明定国是诏；虽未设待诏所，却诏令天下人上书；至于开制度局则成为变法运动的核心内容。
        第二、影响了变法的步骤和进程。
        戊戌变法正式开始于四月二十三日发布明定国是诏。这道诏书是在康有为的鼓动下发布的。早在一月康有为上《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时，就建议“皇上召问群臣，审量时势，反复辩难，决定国是”（注：《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7页。）。三月二十日上《进呈〈日本变政考〉等书，乞鉴变法以御侮图存折》，又请“圣断赫然，誓告臣民，明定趋向”（注：《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59页。）。但是由于奕訢的阻挠，朝廷迟迟未能宣布变法。奕訢于四月初十日病逝，康有为认为时机已到，即上书翁同龢 “促其亟变法，勿失时”，翁同龢却因为康有为当时“谤言鼎沸”，希望他归去。而康有为认为“时旧党焰甚炽，常熟频被劾，以吾行后，无人鼓舞，故欲成数事后乃行”。于是分别为杨深秀和徐致靖草折，“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注：《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144页。）。两折分别上于十三日和二十日，光绪皇帝令“恭呈慈览”，在取得太后同意后，于二十三日发明定国是诏。梁启超评论此诏说：“自是天下向风，上自朝廷，下至士人，纷纷言变法，盖为四千年拨旧开新之大举，圣谟洋洋，一切维新，基于此诏，开于此日。”（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上谕恭跋”，《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19页。）
        变法初期，改革主要在经济和文化领域进行，至七月，进入改官制阶段。一时朝议纷纭。康有为于七月十三日上《为厘定官制，分别官差，以高秩优耆旧，以差使任贤能折》，说：“今欲自强，非讲兵不可，讲兵非理财不可，理财非兴学校以开民智不可，兵、财、学校皆非改官制、别官差，无由整顿也。”强调改革官制的重要性，并建议分别官差，“以差使任贤能”（注：《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227页。）。同日又上《恭谢天恩，并陈编纂群书以助变法，请及时发愤，速筹全局折》，请皇上在变法中“自断之，自审之。无为庸人所乱，无为谣言所动，赏罚必行，政事必举。选通才于左右，以备顾问，开制度局于宫中，以筹全局”（注：《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223页。）。两道奏折，一主张改革旧官制，一主张设立新机构。此后，光绪皇帝果然着手改革官制。虽然改官制的诏令并非都来自康有为的具体建议，但康的这两道上书却标志着变法进入了官制改革阶段。七月十四日，光绪皇帝采纳岑春煊的建议，令裁冗官。七月二十日，任命杨锐等四人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宜。这与康有为“以差使任贤能”的建议一致。接着光绪皇帝更急于开议政院、懋勤殿。二十八日杨锐在与其弟的一封信中说：“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而康、梁二人又未见安置，不久朝局恐有更动。”（注：《杨参政公家书》，《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572页。）他估计不久将设立议政机构。
        七月下旬，风传九月在天津阅兵时慈禧太后和荣禄将废掉光绪皇帝，康有为为此“日夜忧危”，决定奏请皇上作军事准备。他“连日草请仿日本立参谋本部，选天下虎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于左右，上亲擐甲胄而统之”。又为徐致靖草折荐袁世凯，“请召见加官优奖之”；交谭嗣同递密折，“请抚袁以备不测”（注：《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159-160页。）。谭嗣同密折未见，现仅见徐致靖的密折，题为《边患日亟，宜练重兵，密保统兵大员折》，以“边患日亟”为由，请重用袁世凯，企图让光绪皇帝建立一支听命于个人的军队，可随机而用。（注：《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233页。）光绪皇帝心领神会，即令袁世凯进京陛见。八月初一日召见，擢为侍郎，责成专讲练兵，随时具奏应办事宜。此举引起后党惊觉，并迅速做出反应。荣禄“即调聂士成守天津，以断袁军入京之路，调董福祥军密入京师，以备大举”，令袁世凯迅速回防。（注：参见《康南海自编年谱》袁世凯《戊戌日记》）而康有为等又企图说服袁世凯勤王。新旧两党似要大动干戈。
        七月中旬以后，康有为鼓动光绪皇帝改官制，开懋勤殿，抚袁世凯，激化了新旧两派的矛盾，加速了政变的发生。与康有为关系密切的王照就一再批评“抚袁”，认为此举是导致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他说：“迨至召袁世凯之诏下，霹雳一声，明是掩耳盗铃，败局已定矣。”（注：王照：《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纪事》，《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3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