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旭带出的第二道密诏是给康有为的，其内容只能听凭他的回忆了，但他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披露的文字略有不同，最令人怀疑的是其中有令他“出外国求救”和将来要和他“共建大业”两句，前一句不符合光绪皇帝发诏的环境，光绪皇帝令他“迅速出外”是出北京到上海，而不是出国，后一句不符合皇帝对臣下的口气。如果仔细分析康有为公布的各种版本的第二密诏，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向外国人宣传他有“奉诏求救”的使命时，诏中便有“汝可迅速出外，设法相救”的字句，如英文的《字林西报周刊》1898年10月17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三日）所载此诏有英文"devise means to me"（“设法救朕”），10月24日（九月初十日）有英文“devise means to us"（“设法救朕等”）；而在向中国人宣传时则很少用“设法相救”，如中文的上海《新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五日所载此密诏、康有为致李提摩太的中文秘书程淯所书此密诏，均没有“设法相救”字样，而且《新闻报》上也没有“共建大业”字样，致程淯信中的“共建大业”四字是在旁边后添上的。（注：“康有为致程淯信中的‘共建大业’四字是在旁边后添上的”，此为汤志钧先生在《关于光绪“密诏”诸问题》一文中论及的。见《乘桴新获》。）就现在所见的各种版本中，以《新闻报》上所公布的较为可靠，其诏曰：“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朕有厚望焉。”（注：《乘桴新获》，第56页。）其内容、词句、语气都符合八月初二日催康有为赴上海办报的背景。这里的“迅速出外”是令康有为速赶上海，而康有为将它解释为“迅速出外国求救”，这是为了他在海外流亡的需要。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的策略、方法，这是可以理解的。
        经以上辨析，我们可以确定赵炳麟《光绪大事汇鉴》中收录的杨庆昶于宣统元年进呈的朱谕为第一密诏，康有为在上海《新闻报》上公布的“命汝督办官报”诏为第二密诏，两诏中或有原诏，或录自原诏，或最接近原诏，总之其内容是比较可信的。
        八月初三日康有为同时看到两道密诏，按照他及其同志对密诏的理解，光绪皇帝已经处于危难之中，他们的责任就是解救皇上。在康有为的领导和布置之下，维新党人采取一系列行动，以解救光绪皇帝，并力图使变法继续下去。他们首先想出的办法是说服袁世凯勤王，但八月初三日夜谭嗣同说袁未果，初四日晨康有为即访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请他救光绪皇帝。李曾向康保证“他可以向英国政府说项，取得英国的支持”（注：英国政府蓝皮书，康有为与班德瑞谈话，《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162页。），然而事到临头，一个传教士是无能为力的，他要找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而窦纳乐正在北戴河避暑，联系不上（即使联系上窦纳乐也不会采取行动）。也是在初四日，康有为又到日本使馆谒见来华访问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请李劝说慈禧太后支持光绪皇帝变法。康对伊藤说了这样一些话：“若君侯入见太后，肯为剀切陈说一切情形，感动太后回心转意，实敝邦之福也。”“请极言皇帝贤明，行改革事，为诸外国所深喜。”“请极言各国相迫，外患甚急，断行改革，则中国尚能自立，不然，必难当各国分派，其祸不可胜言。”“请极言倡论改革之士，皆具忠心为国家谋幸福，无他意者。改革若决行也，不独汉人享其利，满人亦享其利。改革若不行也，则不独汉人受其祸，满人亦受其祸。（注：《清游纪语》，《台湾日日新报》明治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十五日，见《乘桴新获》，第21-22页。）伊藤一一答允，但他未能入见太后。
        康有为解救光绪皇帝的努力没有成功，但他的行为再次表明他是变法的核心人物和维新派的领袖，他对光绪皇帝和维新事业极为忠心。
        戊戌政变，康有为侥幸逃亡海外，他继续为解救光绪皇帝而奔走呼号，并高举起保皇的旗号，成为保皇党的领袖。这时，他的名声的确比他在戊戌变法时大得多了，但是这不能归因于他“改窜或索性假造光绪帝谕旨”（邝兆江语）的结果，而应该归因于：一、清廷将康有为作为第一国事犯而通缉。二、他打出保皇的旗号，而当时保皇和维新是同义语，这就使他得到同情光绪皇帝和维新事业的人们的支持和拥护，因为人们相信“保国保种非变法不可，变法非圣如皇上不可”（注：《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例》，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5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如果没有这两点，康有为无论怎样宣传自己奉有密诏，也不会发生多大影响。事实上，追随和支持他的事业的人们，也没有谁真的是因为相信他奉有密诏才追随和支持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