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49年以前历史学概论性著述概观
        （一）关于历史学概论性著述的目的
        从一开始，历史学的概论性著作就具有两个目的：一是讲述关于历史学本身的和关于客观历史的基本理论问题，其中又以前者为主，这是史学概论中“史学”和“论”的意义；二是给初学历史的人一个基本的指南，让他们了解什么是历史和历史学，学历史有何意义等等，这则是史学概论中“概”的意义。目前所知最早的此类著作，应是曹佐熙于1909年出版的《史学通论》，其宗旨在于“究心史道，探赜索隐，原始要终，陶冶古近中外百家之言，以自成科学”，意思当然是以前一个目的为主。
        讲第二个目的的如卢绍稷的《史学概要》（注：卢绍稷：《史学概要》，商务印书馆史地小丛书之一种，1929年出版。）。作者在“序”中说，“大凡研究一种学问，必先知门径。……吾人研究史学，若不先知门径，何能承先启后乎？此现今学校（指高中与大学）之所以皆有‘史学概要’、‘历史研究入门’，或‘中国历史研究法’一类学程之开设也”。“唯关于此类著作，今尚寥若晨星，目下沪上各书局所出版之史学书籍，大都是仅论史学中研究法或与科学之关系一部分，均不能使初学者得一史学之概念。作者鉴于中文史学教本之缺乏，一般学子修习不便，为史学发达之障碍，乃编著是书，以应学术界之需要。其主旨在灌输读者以史学之常识，并指示研究历史之门径。”
        但无论是以哪个目的为主，这一时期的同类著作都以谈“史学”为主要研究或介绍对象，这是这些著述的最大共性。1924年，李大钊出版了《史学要论》一书，这是中国史学史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撰写的第一部历史学概论性著作。该书次第论述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等问题（注：李守常：《史学要论》，见《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194-247页。），集中探讨史学理论的基本问题。
        1925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了徐敬修编著的《史学常识》一书（注：笔者所用是该书的1928年版，这已是该书的第5版，可见此类书籍的受欢迎程度。）。从书名来看，这显然是为初学者提供的入门书，共68页，约2万2千字。作者在提要中明确指出：“而所谓史学者，则尤在能区其种类，辩其体裁，明其法则，揭其旨归，以及推究历代变迁之故，而会通其精神。”其书首章“总说”中述及“史学之意义”、“历史之范围”、“历史之种类”和“史学之变迁”。以后各章分述中国历代史学史、分体裁介绍中国古代之史书以及治史的方法。虽其内容侧重中国史学实践，观念略嫌传统，但着眼点仍在史学上。其它同类各书，概皆如此。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代，史学（而非历史）的问题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呢？为什么传授基本知识的教科书也都要涉及这方面内容呢？或者说，在历史教育中，为什么要凸显史学的地位呢？
        胡哲敷所著《史学概论》为上海中华书局的“中华百科丛书”之一种，该丛书主编舒新城明确地说，“我们发刊此丛书之目的，原为供中等学生课外阅读，或失学青年自修研究之用”。要求丛书作者把握“日常习见现象之学理的说明”、“取材不与教科书雷同而又能与之相发明”、“行文生动，易于了解，务期能启发读者自动研究之兴趣”。就是在这样一种通俗或启蒙读物中，胡著《史学概论》也明确提出：“史学的研究，至今日颇受一般学者的重视：旧史如何整理，新史如何创制，都要待史学家的研究与指导。这件事可算是新时代的一个要求。”我们常说中国史学的自觉，其实当人们逐渐把目光从“客观”的历史转移到史学上的时候，便是史学自觉的重要标志。
        “从前总以为历史不过是过去的帐簿，读历史亦不过是增加若干文章材料，不然便是拿过去的事，来做现在的模范，读史的人，编史的人，都差不多一代一代的因袭规模，无多更进。一般学者亦泰半只知注意史的本身，而鲜注意及史学。史，是过去成绩的记载；史学，是指导如何记载此成绩的方向路径，使之生动切实，以指导人生，指导社会，使过去的成绩与未来的世运，同在进化圈上长足进展，这才是人类所以要有史的意义”（注：胡哲敷：《史学概论》，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出版，“序”，第1-2页。）。当人们从注意史转移到注意史学的时候，史学的功能就可能从传统的“资治通鉴”扩大为对社会和人生的指导，就会从帝王术变为人类个体和集体健康进化的启迪书。因此，重视史学，使学史的人从懂得史学开始，是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普及，剥开旧史愚民伪装的结果。
        李则纲的《史学通论》是在他1931年在中国公学、1932年在安徽大学教授同名课程时的讲稿基础上改就的。在该书的“序”中，他严肃地说出一段似乎与讲史学不直接相关的话：
        我们知道，历史这件东西，曾做过上帝和僧侣的傀儡，曾充过帝王和贵族的侍役，曾被领为帝国主义者的护符。然而时代的转轮，已准备把历史学过去的一切劳绩和光荣吞噬下去了。历史学旧有的产业和荣誉，既势难持续，就历史学本身讲，也应和转形期的时代协调。另辟新的局面，肩起人类最大任务，为社会作学术的前锋（注：李则纲：《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史地小丛书之一种，1935年出版，“序”，第1-2页。）。
        这实际上是在说，了解史学是为了改造史学。对于面临启蒙的青年来说，历史是同样的，但它的被利用则是不同的，我们如果不懂史学，只知历史，那么我们的历史研究被当作傀儡、侍役或护符也许还懵然不知；我们的新史学要肩负人类的重大使命，就必须以史学上的自觉指导我们对历史的审视和思考。我们从了解史学的基本问题人手去学习和研究历史，就不会是盲人骑瞎马，就具备了在黑暗中照明的火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