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说（后者以前者为方法论基础），它们既是本体论、认识论，也是一种科学方法论，其特征就是“辩证唯物”四字。由于这个原则特征，强调“唯物”就会强调物质生产基础，强调生产力。强调社会经济状况，阶级的观点亦由此而来；强调“辩证”就是强调发展变化，强调事物的整体与个别的关系，强调历史主义的观点等等。它为历史认识提供了多种科学方法的理论基础，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辩证唯物的史学方法论。有人说，拿一定的世界观来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便是方法论，此其谓也。
        我们知道，史学方法论并非唯一的一种，而且如果它们都属科学方法论的话，那么即使侧重之处有不同，也不见得是截然对立的，往往是可以相互补充的。比如实证主义的史学方法论就不见得与辩证唯物的史学方法论根本对立，因为前者的原则是通过对史料的严格批判以确定实证史实，而且同样主张发现规律，这些原则对今天的历史科学来说，也还是基本的和必要的。所以像传统考据方法如校勘、辑佚、辨伪，甚至比较法、心理法、计量法等等，都可以归为实证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的具体方法。此外众所周知的是，结构主义理论虽然肇始于人类学和哲学，并将存在主义赶下历史舞台，但它分别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文学、艺术和史学等结合而造成结构主义某某学的时候，也是被当作一般科学方法论来应用的。阐释学或释义学（hermeneutics）也自狄尔泰始被发展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分别应用于各学科。因此，它们是作为一种一般而非特殊的“角度”理论，是在各分支学科研究需要独辟蹊径才能打破研究僵局或开辟研究新局面时，被后者借用的。因此，我们的这些论著，如果是谈史学方法论，则应该在这个层次上展开，具体的方法应归入不同的方法论，作为一个个说明问题的实例。
        目前的历史学概论性著述在结构框架、内容繁简、涉及深浅等方面，还是颇有一些差异的，这主要是由于对它的作用和学习它的对象有不同的认识。在一些教学实践活动中，此课被作为学史的入门课而被放在大学一年级开设，这样，史学概论中关于史学本体和历史认识论的许多相对抽象的问题就不容易被学生理解，同时兼及文献学、史学史、甚至考古学、史料学等方面的内容，也就是“拼盘”之嫌，也就不容易避免。实际上，在某些教学规划中，对非常必要的“史学入门”课程未做安排，却不得已用“史学概论”来代行其职能，结果难免顾此失彼。
        根据前述，近年来多数历史学概论性著述都是以阐述历史认识活动为主线的，书中也举了大量中外历史实例来说明抽象的理论，因此对于缺乏一般历史知识的人来说，接受起来是有难度的。这说明它在严格的意义上不是“历史研究入门”，而是“史学理论概要”。但是这种定位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此种课程本是为了使学生加深对历史学及历史学家自身的自觉认识，但它对于了解史学的真谛而言，也还是个入门，只是“概论”。日后历史知识及史学知识日益普及，人们在较早的阶段就能具有较全面和一定深度的历史素养之后，它也会成为一门入门课。从现阶段的教学实践来看，我们一方面需要“历史研究入门”课程，将一些基本的历史学问题对学生加以介绍；另一方面，应该同时建设“历史概论”的课程，讲述人类历史发展外部条件及环境的理论、人类社会发展运动的理论（包括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社会形态、历史发展动力等等）、历史发展主体的理论（包括历史人物评价、创造者问题等），与史学概论成为互相配套的姊妹课程。
        本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历史学概论性著述虽然各有不同的特点，但为新时期史学理论知识的普及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编著者的特点和考虑的不同，所以如葛著以第一章“历史和历史科学”为全书总纲，风格上夹叙夹议；而白著的“历史观”、“历史文学”、“当前的主要任务”诸章为各书所无，是自己的特色；吴著“历史编纂学”一章之设颇为必要，而赵著则十分强调方法的部分；宁著独一无二地论述了方法论问题，而杜著、李著等在全书整体结构上比较齐整。特别是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学术讨论，深化了我们对史学理论体系的认识，学生除了学习具体的历史知识之外，还能具备一定的史学理论素养，来指导自己的历史认识，其潜移默化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当然，摆在此类著述及其编著者面前的最艰巨任务是，随着国内、国际学术的发展，相当一些史学理论问题得到了新的探讨，有了新的认识成果，同时又涌现出了一些新的史学理论问题，而我们的著述大都出版了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一直在教学中使用，因此无论从结构、内容、观点和编纂方法上，都需要做较大的调整和补充，不仅反映出学术的进步，也有利于知识的更新。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是无止境的，理论认识尤其如此。
        本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历史学概论性著述的最大意义，是在与本世纪初期出版的同类著述相比较之后才凸显出来的。它们同样都是打破原有的思想僵局、大胆吸收外来的有价值的学术思想、思想解放的产物。没有这样一种时代氛围，历史学概论性著述的大量问世，并通过课堂而广泛地传播是完全没有可能的。正像历史唯物论的史观通过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在20世纪初横空出世一样，20世纪末国际上的各种历史科学知识也能为人们所知，刺激了中国历史学术发展的新路向，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进学术的成熟和思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