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类似的还有用作大学教材的杨鸿烈著《史学通论》（注：杨鸿烈：《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出版。）。本书以“导言”论述历史与史学的本义，然后分论史学是否科学、史学的今昔、史学的目的、史学的功能、史学的分类、史学与各门学科的关系，无论从结构的严整还是从分析的细密来说，都更加成熟。其论史学是否科学的问题，是当时世界上比较领先的历史哲学话题。在论及史学与各学科关系这样的“老”问题时，将其置于史学的多学科研究的意义上--强调“博学淹通”、“凡百学问无绝对独立者”，颇见新意；而且在论及具体学科时，也多涉及具体的理论问题，如讲到与地理学的关系时，涉及到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等历史理论问题的看法，而并不在史学概论性著作中单独列出若干历史理论问题，从而既保持其论述的一致性，又未全然放弃对一些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其结构安排还是颇具匠心的。
        其它类似的著作还有朱希祖的《中国史学通论》（注：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独立出版社（重庆）1943年出版。）、蒋祖怡的《史学纂要》（注：蒋祖怡：《史学纂要》，正中书局（重庆）1944年出版。）等书，此二书均以中国史学发展为基本叙述线索，与前述各书有所不同，这里不再赘述，但由此仍可见史学界对“史学”问题的高度重视，这是在旧的历史编纂传统下从未有过的新现象。
        （三）可贵的探索
        历史学概论性著述在中国的大量出现，应该说是20世纪以后的新生事物，是五四运动以来各种新的学术思潮涌入、意识形态领域比较开放的结果，因此它们所反映的学术思想是基本上与国际学术发展同步的，即使有些生吞活剥，有些不完整、不系统，但与前后的一段时间相比，还是出现了一些值得称道的可贵探索；又由于这类著述的建设处在草创阶段，许多认识还比较粗浅，对国外理论的了解和判断也有相当的错讹，需要我们加以认真总结。
        探讨历史学的问题，首先就应该回答“历史是什么”（同时，“历史学是什么”）以及“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吗”这两个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历史学科的基本问题。不能对此提供答案的，历史学习的成绩就不合格，尤其不能称为史学家。这里，我们便以此为例，对此时期历史学概论性著作的成就与不足做一番审视。
        实际上，中国的传统史学对这些问题并非完全没有答案，《孟子·离娄下》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意思是说，各国的史书名目虽不同，但都是同样的东西，说到齐桓公、晋文公等等的事迹，就是“事”，也就是客观存在过的历史；用文字把“事”记述下来的，就是“史”，也就是史书；而“义”，即孔子使乱臣贼子惧的关键，便是史学家赋予历史的一种意义或价值观，是比较主观的部分，也即史观。所以说，孟子称客观历史为“事”，称史书为“史”，称史观为“义”，可见历史与史学是有区别的。
        不过一般的史家对历史与史学的区别是不很在意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写的史书是绝对如实地记录了客观的历史的，因此历史与史学是完全统一的，读史书的人也确信他们通过史书所了解到的就是真实完整的历史。20世纪初的思想革命浪潮，极大地动摇了此种认识，曾鲲化便大胆指陈：“所谓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皆数千年王家年谱、军人战纪，非我国民全部历代竞争进化之国史也。”（注：横阳翼天氏：《中国历史》，“总叙”第一章，“历史之要质”。东新译社1903年出版。）许多人开始认识到，“吾国旧学界思想，视历史为传古信今之述作，而不知为现在社会生活之原因；研究历史者，亦不过出于钩稽史实、发明体例二途，而不知考求民族进化之原则。”（注：见《游学译编》1903年第4册广告，转引自俞旦初前引文，第57页。）
        因此，此时期历史学概论性著作的最有价值之处，在于它们大多开宗明义，对历史和史学的概念问题进行了探索。从今天的眼光看，当时的一些解释还是很粗浅、不完善的，传统的认识上的模糊也依然存在。徐敬修《史学常识》说到“史”的发展阶段，是“自口碑而史歌而说部而史鉴，惟史学最为晚出”，这里的“史”还是指历史认识活动，而非客观历史事实。“盖史学者，于群史之中，抽其条理，以示法则者也：如辨其体统，别其旨归，殚明其因果，会通其精神，皆史学之事也。”这实际是说，“史学”是历史认识活动（即“史”）中的高级层次，即理论层次，或可称为历史理论，或即指历史“科学”（注：第2页。）。
        这样的认识在当时相当普遍。罗元鲲《史学概要》认为，“史”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史官或修史者，二是指史书或历史记载，这基本是也是历史认识层面上的东西；“史学”则是重在阐明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注：第2-4页。）。前引胡哲敷《史学概论》说“史，是过去成绩的记载，史学，是指导如何记载此成绩的方向路径……”，基本上也是此意（注：“自序”第1-2页。）。杨鸿烈《史学通论》深感“中外一般的学者们都很随便的把‘历史’和‘史学’两个名词混为一谈”，因此着力对此二者进行梳理，认为“‘历史’为文章（广义的）的一种，‘史学’为学问的一种”；“‘历史’尚不过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或材料，并非可以说史籍的自身即成为史学”。具体的定义是：“历史是一种很客观而有系统的叙述人类在过去所有的行动的记录。”同时，“研究与‘历史’有关系的种种‘理论’和搜辑鉴别整理史料的最可靠的‘方法’与必需的的学问，就叫做‘史学’。”（注：第1、2、16、30页。）在这里，历史是史料或史籍，史学则是历史理论和历史研究法。
        造成这种认识的，在于当时相当一些人相信史料或史籍如实地记录了客观的历史事实，因此二者相等。另一些人开始意识到客观史实与历史的差别，但思想一时还无法理清。如卢绍稷参考诸说，认同历史的定义为：“历史是一种人类社会继续活动之重要事实及状况之记忆，而为吾人明了现代问题及推测将来所必需之知识。”这里说的还是对客观历史事实的“记忆”，即历史认识活动；而“史学者，研究人类社会继续活动之迹象，以寻求其因果关系之学也”。在他说到“历史之目的”在于增进知识、提高修养、认识现实等时，实际上是在说“史学”的功能；在讲“历史之起源”时，从古代史官记言记事讲起，也是在讲“史学”；而讲到“历史之进化”、“历史之分期”时，这个“历史”又是在指客观历史（注：《史学要论》第3、14、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