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礼学会”于 1901年诞生。由于耶鲁大学基督徒学生热衷参与“学生志愿服务运动”，在1900年初的一次宣教会议中，几位耶鲁的学生提出须向海外宣教，并倡议重新成立“耶鲁海外宣教团”（Yale ForeignMissionary Society）[5]（P125）。他们获得校方的支持，更得到毕海澜教授（Prof.Harlan Page Beach）的大力推荐，决定把中国作为耶鲁大学学生海外宣教团的第一优先地点。“耶鲁大学中国差传会”（Yale Missionin China）终于1901年6月25日举行成立大会，并推选了毕海澜教授为首届主席、德本康（Lawrence Thurston）为首届秘书。这一机构后来在中国的正式名称是“雅礼学会”，或称“雅礼中国协会”（Yale-ChinaAssociation）。“雅礼”一名就是“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在中国翻译出来的名称[15]（P79）。
        “雅礼学会”为何选择在华中开展工作呢？原来也是经过一番考察才决定的。义和团运动前，美国海外传教会曾差遣不少传教士往山西宣教，大部分均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事件后，耶鲁学生海外宣教团认为必须重新选定宣教地点及工作方向。于是，他们派遣了德本康来到中国考察。德氏认为当时山西的排外气氛仍然十分高涨，不适宜开展传教的工作。另一方面，德氏认为，宣教团在中国从事有关教育或医疗工作，更能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经过两年多的考察，终于在1903年6月20日的会议中，以25票对1票，决定选择华中地区湖南省的长沙作为耶鲁在中国工作的据点[16]（P33）。雅礼学会在长沙办学的工作初时并不顺利，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在1906年9月开办一所中学，叫“雅礼学校”（Yali Union Middle School），最初只收得学生24名。或许是受义和团运动的影响，雅礼学校简介中说明：雅礼学会的教育方针是以“扩宽学生知识，塑造学生个性，培养对大清皇帝和国家的忠诚”为宗旨的。“（雅礼学校）虽然是一间基督教学校，但它是超越宗派性的，也不会强迫学生接受任何基督教教义”。在学校内，学生拥有完全的宗教自由或可参与任何的宗教活动[16]（P49）。雅礼学校于1914年改称“雅礼大学”（Collegeof Yale-in-China），1926年因内战影响并于武汉华中大学。另一方面，宣教团成员之一胡美医生（Dr.Edward Hume）也于1907年在长沙创办“雅礼医院”（Yali Court of Medicine，后正名为Yali Hospital），1908年增开护士学校。清政府被推翻后，胡美医生即与新政府官员及当地绅士进行洽商，共同推动中国医疗教育，更于1914年与湖南绅士章继诗的湖南育群学会签订一份《湘雅合作协议》（Hsiang-Ya Agreement），共同筹建“湘雅医科大学”（Hsiang-Ya School of Medicine），提供医疗、教育及研究课程[16]（P182）。1927年医科大学改称为“湘雅医学院”（Hsiang-Ya Medical College），1929年亦并入华中大学。
        雅礼学会在华活动中心自1949年后转到香港，迄今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内仍设有“雅礼中国协会”及“中国语文研习所”（Yale-in-China Chinese Language Centre），继续为促进中美两国学术文化交流发挥作用。“雅礼学会”从1901年至今，也有100年的历史了。
        还应该指出的是，义和团运动促成了中国教会大学的联合运动。义和团运动后，传教士当中比较流行一种看法，认为义和团的排外态度主要是出于中国人的无知，对传教士的信仰不了解。因此，他们认为教会学校应积极推动教育事业，帮助中国人消除排外的心理。并且，教会学校必须互相合作，以促进中国基督教教育迅速而有效的发展[5]（P105）。另一方面，义和团运动确实带来了华北地区传教事业严重的破坏。传教士所办的学校，多有受到严重的毁坏，譬如北京的汇文大学和通州的潞河书院，校舍毁坏不堪，必须重新盖建。两校同时得到清政府的赔偿，于是考虑联合重建新校园的事宜。先是在1901-1903年间，北京的美国公理会、美国长老会和英国公理会等差会共同商谈在华北教育联合会（North China Education Union）内合作，决定将歌顿纪念神学院（Gordon Memorial Theological College）、洛克哈特医学院（Lockhart MedicalCollege）及潞河书院合并组成华北协和大学（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华北教育联合会逐渐取得了不同差会的信任，成了不同宗派间在教育合作上的一个好榜样[5]（P108）。后来的燕京大学就是由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大学及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在1919年合并而成的，其间自1901年至1919年近20年之久，经历无数次的会议、磋商及谈判。在联合的方式、细节等问题上，更重要的是在校名的确定及校长人选的聘任问题上[17]（P50），曾经遇到过很大的困难。这些困难证明了联合基督教大学的运动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而义和团运动可以说是在达成联合差会／教会办学事宜上间接地担当了推波助澜的任务。
        另一个案例是山东地区的几个教派所进行的教会大学联合运动。在山东各个差会中，美国北长老会和英国浸礼会在基督教教育方面的工作着力较多。1900年前，美国长老会在登州设立文会馆（Tengchow Boy's High School），在济南也设立一间医学院（Medical College）；英国浸礼会则在青州建立了培真书院（Tesingchow Theological Institute）和广德书院（Tsingchow Boy's Boarding School）。这些教育机构在1900年前隶属不同的差会，互不统属。如前所述，虽然有些传教士提出联合办学及成立基督教联合大学的建议，但各个差会显然没有任何具体的联合行动。义和团运动带来的冲击却成了促进联合运动的新动因，开始使各差会的联合行动成为可能。正如一位传教士的描述：“直到义和团兴起的年代，尽管英国浸礼会传教士与毗邻差会的传教士有着极为友好的关系，但彼此都有界划明确的传教区域，各有自己的布道活动和教育工作。但是上帝……他用义和团的爆发让各个差会亲密地走在一起，给它们机会来计划新的合作事业。……他们就此形成了一种更为紧密的伙伴关系。”[18]（P61-62）1902年6月13日，美国长老会和英国浸礼会均派代表出席在青州举行的会议，并共同草拟了一份称之为《联合教育工作基础》的文件。内容是彼此同意在经费平均负担的原则下，将三个学院联合起来。这三个学院分别是：属于美长老会的潍县人文学院（广文书院）、属于英浸礼会的葛罗神学院（即以前的培真学院）和在济南的医学院。这所联合大学命名为“广文学堂”（英文为Shantung Union College，直译为山东联合大学或山东协和大学），1904年改称为“合会学府”（英文为Shantung Protestant University，直译为山东新教大学），联合大学仍分三科（即三个学院），分别在三个地方授课。位于潍县的人文学院仍称为“广文学堂”（英文仍沿用Shantung Union College），位于青州的神学院则称为“神道学堂”（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位于济南的医学院则称为“共合医道学堂”（Union Medical College）。1909年又改称为“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英文为Shantung ChristianUniversity）。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中、英文的校名均是突出了“联合”（Union或可译作合会、协合及共和）的意思，表明这就是“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的特性之一。1915年，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校务委员会通过选用“齐鲁大学”（英文是Cheeloo University）作为校名，意思是说明这是齐鲁地区的大学[18]（P126）。至1917年，校址才正式定在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