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楚、吴、越这些边缘族群的祖先也被追溯至黄帝的某位后裔:“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①“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其弟吴回……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②“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③“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④这一整套谱系,除了很多是司马迁从《世本》、《五帝德》、《帝系姓》、《诗经》里的《玄鸟》和《生民》、《国语》、《秦纪》等诸多更早的文献中筛选、剪裁和抄录来的以外,里头也不乏他自己新编造的成分,而且他对之进行了系统化书写,从而创造了一个权威的族群祖先谱系正典。⑤中国人追溯的族群祖先通常都是统治者,希腊人的这种情况也不少。就上面谈到的希伦及其子孙而言,在《名媛录》里看不出来他们究竟是血缘上的祖先还是统治者。在之后的传世文献中,“批评家”海拉克雷戴斯(Herakleides Kritikos)和科农(Konon)的残篇中明确谈到了他们是血缘上的祖先,⑥但其他很多文献都将他们描述为统治者。从“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这一说法和舜的祖先被说成是“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⑦(共5代)来看,黄帝不仅仅是各统治者的祖先,他至少也被视为族群中某些———如果不是全部———普通人口的血缘祖先。
    与希腊人不同的是,中国人缺乏名祖谱系的传统,族群与祖先之间并无名称上的联系。而且,中国人追溯的祖先往往拥有不止一个名号,族称也因祖先时代的更替而改变。司马迁曾对这一点做解释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⑧如果将司马迁所说的“姓”和“国号”转译为现代人类学术语,两者大体可以等同于“族群”(ethnos,ethnie,ethnic group等) 和“族称”(ethnonym)。那么,“同姓而异其国号”,实际上是在说同一族群更改族称。为什么要更改呢?这的确是个令人困惑但又需要解释的问题。对此司马迁只提供了一个简单的乃至显得有点敷衍了事的答案:“以章明德”。也许面对着谱系传说中诸多别名并存的复杂情况,司马迁也不知所措。
    族群更改族称的情况在希腊人的祖先谱系中也很常见,但他们在不少时候都将其解释为出于名祖的原因。例如,修昔底德说,在丢卡利翁之子希伦之前,“希腊”(Hellas)这个名称还根本不存在,各地都按照皮拉斯基人(Pelasgoi)和其他族群(ethne)的名称来命名;当希伦和他的孩子们在弗提奥蒂斯(Phthiotis)强大起来后,应邀去援助其他城邦,越来越多与他们交往的人才开始被叫做“希腊人”。⑨再如,希罗多德讲道,当皮拉斯基人占据后来叫做“希腊”的地方时,雅典人就是名为“克拉那奥伊人”(Kranaoi)的皮拉斯基人;在国王凯克罗普斯(Kekrops)的时代,他们被称为“凯克罗皮戴人”(Kekropidai);当王权传至埃莱克透斯(Erekhtheus)时,他们又更名为“雅典人”;当克苏托斯之子伊翁成为雅典统帅的时候,他们又从他那里得名“伊奥尼亚人”。⑩得名于名祖这种解释模式,倒是很直白,看起来也更有逻辑性,但这样的名祖太多了(甚至多到诸多外族都有源于希腊英雄血统的名祖!),是不是也让我们怀疑希腊人的族群祖先谱系更虚假?而希腊人的虚假就能意味着中国人作为黄帝子孙的历史叙事更为真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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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史记》卷5,《秦本纪》。
    ②《史记》卷40,《楚世家》。
    ③《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
    ④《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
    ⑤关于这一点,顾颉刚有精彩的分析和论证。参见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6-112、130-146页。
    ⑥Herakleides Kritikos,fr.3.2 Pfister;Konon,26 FGrH 1.27.
    ⑦《史记》卷1,《五帝本纪》。
    ⑧《史记》卷1,《五帝本纪》。
    ⑨Thoukydides,Historiai 1.3.1-4.
    ⑩Herodotos,Historiai 8.4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