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1997年出版的《希腊古代的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 in Greek Antiquity)与其说是一本按部就班地研究古代希腊族群认同全面情况的书,不如说是一部系统探讨如何将人类学理论用于古代希腊族群认同研究的方法论力作。该书获1999年美国语文学会(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颁发的查尔斯·J.古德温功绩奖(Charles J.Goodwin Award for Merit)。在人类学看待族群的理论模式中,原生主义(instrumentalism)和工具主义(primordialist)是两种主要的对立模式,而工具主义在研究者当中又最有市场。霍尔就是一个工具主义者。原生主义者将族群看成是人类历史中一种自然并且持久存在的基本单位。而在工具主义者眼里,族群只是一定时候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结成的人群,他们通过宣称拥有共同祖先和利用共有的文化象征,来掩盖其追逐经济、政治等现实利益的真正目的,因此他们可以随形势和诉求的变化而生成或消失;族群认同是在社会中被建构的,是靠主观来认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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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37-127页。
    ②例如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57页;田继周《先秦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90-217、262-267、291-297页;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185-381页;陈连开《中国民族史纲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21-72页;杨亚长《炎帝、黄帝传说的初步分析与考古学观察》,《黄帝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5-93页。
    ③《“疑古”与“走出疑古”》是由文史哲编辑部汇编的一本论文集,其中压到多数的都是改革开放以来发表于《文史哲》杂志上反思对于“疑古派”的责难和倡导或运用“疑古”方法论的文章。这代表了当今中国古史学界一种颇不寻常的非主流声音。参见文史哲编辑部编《“疑古”与“走出疑古”》,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霍尔指出,典型的族群起源神话采取的是谱系的形式,而族群谱系是作为整个社会集体的族群可以用来将自己在空间和时间中定位的工具,通过诉诸名祖———例如多罗斯、伊翁、德吕奥普斯(Dryops)———来重申其身份认同,而名祖同时也是对此种身份认同的回溯式建构(retrojected constructions)。①为了更好地论证自己对族群谱系的解读方式,霍尔首先向通常所谓的“历史实证主义”(historically positivist)学派开战,迈尔斯即在这一学派之中(霍尔在注释中提到了他)。为了能更好地看清霍尔对其方法的阐述,我们不妨先看一下他所概括的历史实证主义学派的特点:该学派将族群起源神话看成是对晚期青铜时代末人口迁移的模糊曲折的记忆,把这些神话有时相互矛盾的异文(contradictory variants)视为对某种“真实的”历史记忆的病态偏离,即由于时间流逝而造成的一种集体失忆(collective amnesia),甚或歧忆(polymnesia);历史实证主义者的任务是把这些相互矛盾的异文调和到一个单一的、合理化的综合解释当中,以揭示“实际发生了什么”。他对历史实证主义的批判是从人类学角度着眼的。他批评说,历史实证主义方法的问题在于它将族群起源神话视为族群的“惰性微量元素”,认为族群的“客观”存在独立于这些神话。针对这一问题,他提出:“如果我们接受族性(ethnicity)不是一种原生的既定事实,而是通过话语策略被重复地和积极地建构的这一观点,那么族群起源神话显然正是这些策略运作时所凭借的媒介之一。其功能是界定和积极建构群体身份认同,乃至于只要是群体关系变化了,谱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能让我们追溯这种谱系改动的东西,恰恰就是神话异文的出现,即偶然幸存下来的较早因素与更晚因素并存,但并不协调。这样,我们就不应该把神话异文看作集体记忆衰退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应看到它们标示了族性话语建构中的特定阶段。存在于这些异文之间的矛盾‘断裂点’可以用于廓清族群起源神话被编造,重组和改造时所用的各个建筑砌块。”②
    霍尔在阐明他的族群谱系研究方法后,对希伦家族谱系提出了自己的解读,认为它是古风时代希腊人“聚合式”(aggregative)认同建构的一种话语工具,它用名祖间亲属关系的隐喻确立了各希腊族群之间的级差关系。③不过,对此谱系更详细而且具有相当差异的解读出现在霍尔的第二部研究希腊族群认同的专著当中。在2002出版的《希腊性:在族性与文化之间》(Hellenicity:Between Ethnicity and Culture)里,霍尔对于希腊人作为一个族群的形成的一整套解释实际上都置于(伪)赫西奥德《名媛录》所提供的希伦家族谱系的框架之下。该书第3章《希伦的子孙:早期希腊的血统和归属》(“Hellen's Sons:Blood and Belonging in Early Greece”)写的就是作为名祖的希伦子孙所代表的阿凯亚人、伊奥尼亚人、爱奥利斯人和多里斯人的族性是怎么形成的。第5章《土地和民族性:希腊人的族群诞生》(“Land and Peoplehood:The Ethnogenesis of the Hellenes”)重建了上述四个族群是怎么聚合成希腊人一个族群的历史。在该章的最后一小节《一个民族的诞生》(“The Birthof a Nation”)里,霍尔概括了他关于希腊族群形成史的重构。
    在霍尔的重构中,希伦家族谱系的形成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斯佩尔奇奥斯河谷的几支小族群(ethne)马利斯人(Maloi)、洛克里斯人(Lokroi)、弗提奥提斯的阿凯亚人(Phthiotioi Akhaioi)和埃尼亚奈斯人(Ainianes)最初以安泰拉(Anthela)的德墨特尔(Demeter)神庙为中心结成“安菲克提翁同盟”(Amphiktyones)。他们在编造了名祖安菲克提翁(Amphiktyon)家族谱系的同时,还自称为“泛希腊人”(Panhellenes),这一地区则被称为“希腊”(Hellas)。随着更多族群的加入,该同盟不断扩大,不仅控制了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而且上述族称和地名的地理范围也在扩展。在这一过程中,泰萨利亚人(Thessaloi)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夺取了洛克里斯人的英雄丢卡利翁,将他嫁接在安菲克提翁家族的谱系之上,令其成为后者的父亲。接着泰萨利亚人又推动了丢卡利翁—希伦—爱奥洛斯这一谱系的形成。爱奥利斯人的族群认同是在小亚细亚出现的,他们宣称自己是来自泰萨利亚的移民。泰萨利亚人接受了他们的名祖爱奥洛斯,编造了上述谱系以服务于自己在同盟中的霸权扩张。当泰萨利亚人越来越多地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时,在奥运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是斯巴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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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Jonathan M.Hall,Ethnic Identity in Greek Antiqu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40-41.
    ②Jonathan M.Hall,Ethnic Identity in Greek Antiquity,pp.41-42.
    ③Jonathan M.Hall,Ethnic Identity in Greek Antiquity,pp.4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