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多里斯人身份也是在斯巴达宣称的。两者的共同利益导致多里斯人的名祖多罗斯被加入希伦的儿子行列。阿凯奥斯和伊翁出现在谱系中是一种更晚的添加,两者共同的父亲克苏托斯并非名祖。这意味着此前阿凯亚人和伊奥尼亚人曾采用彼此的关系而不是与多里斯人或爱奥洛斯人的关系来定义自我。公元前776-475年间,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几乎全部(91.3%)都来自这四支族群。这种参赛者构成与(伪)赫西奥德记述的希伦家族谱系之间存在着严密的对应关系。而引入希腊血统作为参赛标准也可能是由于泰萨利亚人的倡议。“希腊人”(Hellenes)最初是奥运会的裁判用来称呼参赛贵族的。到公元前6 世纪早期,这一族称获得了全希腊意义,希腊族性和认同被建构起来。①
    从霍尔的一系列解释中可以看到,他考虑的只是神话产生的时代发生了什么,而绝不是神话所描述的时代发生了什么。这正是当今研究希腊族群认同和谱系的著作普遍采取的路径。②但在汉语世界,运用这样思路研究古代中国族群认同和谱系的学者至今仍非常稀少,王明珂恐怕算是其中一个代表。③他的第一本系统利用人类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族群认同的著作《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初版于1997年,恰巧与霍尔著作同一年出版。跟霍尔一样,王明珂也回顾了人类学中关于族群的不同理论模式,不过他并未像霍尔那样明显地表明倾向工具主义(他称之为“工具论”)。他批评了“民族溯源研究”的局限性。他所说的“民族溯源研究”其实就是霍尔所批评的历史实证主义者的研究类型。像他的书名所标明的那样,他宣布指导他研究的是“民族史研究的边缘理论”。对此他解释说:“民族被视为一个人群主观的认同范畴,而非一个特定语言、文化与体质特征的综合体。人群的主观认同(族群范围),由界定及维持族群边界来完成,而族群边界是多重的、可变的、可被利用的……这种主观民族范畴的形成,是在一个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之中,人们以共同的自我称号及族源历史,来强调内部的一体性与设定族群边界排除他人,并在主观上强调某些体质、语言、宗教或文化特征。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可共享资源的人群范围也随之改变,因此造成个人或整个族群的认同变迁……原来的共同祖源被淡忘,新的共同祖源被强调;创造新的族称,或重新定义原有的族称;强调新的文化特征,以排除‘外人’。”④他与霍尔稍有不同的是,他对族群边界及其变动的后果更加重视,祖源的变更也被认为是后果之一。但他跟霍尔相同的是,认为族群身份认同及祖先谱系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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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Jonathan M.Hall,Hellenicity:Between Ethnicity and Cultur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pp.56-89,125-171.
    ②例如Edmond Lévy,《Apparition des notions de Grèce et de Grecs》dans S.Said (éd.),EΛΛHNIΣMOΣ.Quelques jalons pour une histoire de l’identité grecque,Leiden:E. J. Brill,1991,p.49-69;Christoph Ulf,? Griechische Ethnogenese versusWanderungen von Stmmen und Stammstaaten“,in:Christoph Ulf( Hrsg.),Wege zur Genese griechischer Identitt:die Bedeutungder früharchaischen Zeit,Berlin:Akadmie Verlag GmbH,1996,S.240-280;Robert L. Fowler,“Genealogical Thinking,Hesiod's Catalogue,and the Creation of the Hellenes,”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44(1998),1-19;IradMalkin,The Returns of Odysseus:Colonization and Ethnicity,Berkeley: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Irad Malkin(ed.) ,Ancient Perception of Greek Ethnicity,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Erich S. Gruen,Rethinking the Other in Antiquit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
    ③不得不提的是,姚大力也是采用这种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民族认同和祖先谱系的一位出色的学者。参见姚大力《北方民族史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追溯匈奴的前史———兼论司马迁对“史道”的突破》,《复旦学报》2004年第4期,第48-54页。
    ④王明珂:《华夏边缘: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版,第76-77页。 
    在这部书里他提出,华夏的形成,包括两个相关的过程。一是各族群强调和修改本身的族源历史,以与其他族群相结合,并由共同的族号来宣称新的族群范围,以此产生族群自我意识。这个过程大致发生在西周和春秋时期。这时黄河、长江中下游各人群当中出现共同自称,即华、夏、华夏或中国,其起源传说中出现共同的族源,如帝喾、黄帝。另一过程是在人群当中产生强化族群边缘的异族意识。族群自我意识的产生,不只是由内部各族群凝聚而成,更重要的是需要外部敌对力量来促进。异族意识和族群自我意识是一体的两面,也产生在西周春秋之间。在克商之前,以周人为首的“西土之人”中应该包含了“戎”。周室东迁、秦人的华夏化和驱戎,消除了华夏与戎之间最后的模糊界限。“戎”完全成为野蛮人的代名词,华夏西方族群边界也至此完全建立。形成后的华夏边缘,也随着华夏的扩张,逐步向西、向南扩张。华夏边缘的扩张包括两个同时并进的过程: 一是华夏重新定义谁是异族,另一是原来的非华夏假借华夏祖源而成为华夏。正是因为这样的过程,战国至东汉时期,华夏心目中“羌”(西方非华夏) 的概念不断向西推移。同样,春秋时期华夏东南边缘的吴国王室,假借一个华夏的族源记忆即“太伯奔吴”成为了华夏。①
    在他另外一本专门讨论祖先谱系的专著《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 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2006年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初版) 当中,王明珂着力研究的是他在《华夏边缘》边缘中着墨不多的“华夏”如何借一个共同祖源来凝聚的问题。他将祖先分为“弟兄祖先”和“英雄祖先”两类,认为两类祖先的故事都是特定“历史心性”下的产物,均是一种“历史”,这种“历史”是被人们记忆、回忆、书写、述说、争论的“过去”。② 他对华夏祖先谱系的产生和系统化书写的解释是:春秋战国时期,在北方畜牧化人群( 戎狄) 的经济生态压力下,南方华夏各国知识精英提出多种诸夏起源之说,以期将各地部族( 诸夏) 凝聚为一个整体。其中一个历史建构方案为,将炎帝和黄帝当作源始的两“兄弟”,来结合以他们为始祖的各部族。最后黄帝成为打败炎帝的“英雄”成为主流讲述。司马迁《史记》里的祖先谱系文本是在帝国的情境中生成的。它不仅使“黄帝为华夏共祖”成为典范历史,也确立了“英雄祖先历史心性”在中国历史叙事文化中的核心地位。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