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中间势力”。胡绳同志发表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 书的谈话，1995年3月开篇就是讲这个问题。一个月之后，又作了展开性的阐发。他认 为，讲中国革命，应当讲“三个角色”，而不只是两个角色，即多了一个中间势力。当 然，这个中间势力在不断分化之中。对于中间势力，过去一般都是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 阶级，以及它们的代表人物。胡绳同志认为，中间势力在旧中国包括的阶级、阶层、政 治党派和社会力量很广，是一个很大范围。过去说工农是中国革命的天然的依靠力量， 事实上，就阶级说，它们是革命的；但就具体的人说，它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处于 中间状态，既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做工作之后才会跟着 共产党走。就全国的政治分野来说，像新文化运动后期的胡适，我们不应当将他划入右 派营垒，他实际属于中间势力。“问题与主义”之争，不是敌对双方的斗争，而是朋友 之间的争论。梁启超、张东荪反对搞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先发展资本主义，胡适提倡“ 好政府主义”，对这些观点可以批评，但不好说他们是反动的。胡适的“实验主义”也并非全无道理，他讲的不都是西方的实用主义哲学，“如说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这有什么错呢？又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恐怕也应当说是对的”。“自然科学都是先要提出假设，然后一个一个去求证的。应该说这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用这八个字来概括也许不那么准确、周到，但比较通俗易记。”这样的看法，你说我们就没有想过？也不是。但是，第一，我们没有这个理论勇气，顾虑比较多；第二我们思考得没有胡绳同志那么深入和清楚，道理讲得不充分，也就缺乏胡绳那样的理论勇气了。有这样的理论勇气和胆识，正是胡绳同志鳌立群首的地方。
    （四）关于新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早在1995年讲“三个角色”的谈话中，胡绳同志就 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新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态度 。在建国前，毛主席是逐步走向真理的。当毛主席提出新民主主义论时，其认识水平高 过了党内其他人。他是第一个说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还要发展它的人。 到1998年底他发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讲话时，这个观点更明确了。他说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长期没有解决好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问题，30年代前期的 “左”倾机会主义，就其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而言，其基本性质是民粹主义。毛主席是在 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新民主主义概念的，是我们党内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坚定 地、透彻地反对民粹主义的第一人。正因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毛主席有一系列明 确的论述，这就从指导思想上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与此相联系，胡绳同志还谈到了 建国以后革命和建设发生的问题，认为在50年代也滋长了曾经批判过的急于消灭资本主 义的思想，就此而言，也可以说有点染上了民粹主义的色彩。这就提出了一个有重大影 响的问题。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说胡绳同志否定了社会主义改造，有人说胡绳 同志给毛主席脸上抹黑，云云。那么，胡绳同志的本意果真如此吗？只要通读胡绳同志 的全篇文章，通读《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一书，通读他主编的《七十年》，根本得 不出这个结论。就我参与主持的经他审改过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来说，也不存 在这个问题。传言代替不了事实。我可以负责地说，他写的文章和著作，都是遵循第二 个《历史决议》精神，基本肯定三大改造的。那么，他所说的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是染上 了民粹主义色彩，是什么意思呢？按照我的理解，这是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而言的。 总结经验教训着重讲缺点，分析原因，丝毫不等于是否定成绩。这是两码事。举个例子 ，我们不是都经历过“三讲”吗？要求就是重在检讨缺点错误，分析原因危害嘛。难道 那个要求就是旨在否定成绩，歪曲自身的历史吗？不是那么回事！事实上，评价历史事件 是一个标准（我曾比喻为及格标准），总结经验教训又是一个标准（我曾比喻为优秀标准） 。这是两个范畴的问题，因而不能将这两个标准衡量的不同问题混为一谈。有些同志不 能区别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对胡绳同志的观点产生了误解和非议。当然，不这样提出问 题，正如写党史对有些敏感问题要采用少引起歧义的方式来表述一样，作为学术问题是 可以商榷讨论的。不过，这时他本人已病重，没有精力进行解释和答辩了。就此而言， 也可以说，他是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
    （五）关于抛弃苏联模式与20年间发生的“左”的错误。从5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决心 按照中国自己的情况，走出适合自己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就出 现了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是中苏两国间的矛盾逐渐激化，甚至发生边境军事冲突，造成 两国间关系破裂近30年。二是从1957年开始，中国就发生持续的“左”的错误，特别是 出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全局性的严重错误。那么，怎样看待这段历史 呢？它与抛弃苏联模式是怎样的关系？能否说与其出现这样“内外交困”的局面，还不如 当初不作出冒风险的选择？这是在评价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历史时不能不回答的问题 。这样那样的答案都有，但往往顾此失彼，难以说圆。胡绳同志开始在《论中国的改革 开放》一文中，随后又在《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等文中，都谈到了这个问题。 他说：中国抛弃苏联模式当然会对两国关系发生影响，也可以说要冒相当大的风险。因 为苏联那时奉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头 儿，且当时国内普遍存在着对老大哥的崇敬。因此，这是党的最艰难的决策之一。但中 国是一个与任何欧洲国家都不同的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建设社会主义不能不独立地进 行探索，因而也就不能不冒点风险。对中国闹独立性，老大哥自然不喜欢，因而在中国 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就对出现的缺点错误进行并非真诚帮助的同志式 的批评，而是带有嘲弄、侮辱性的攻击，其间又发生了“联合舰队”、“长波电台”这 样涉及中国主权的争论，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分歧，从而造成两国关系的紧张直至破裂。 就意识形态的分歧而言，双方都有错误，但就中国维护国家主权、不做苏联的“卫星国 ”而言，则是正确的。这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必须维护的利益，何况中国还是一个社 会主义大国呢！这些分析大抵是小平同志的观点。胡绳同志回答这个问题的新意在于提 出了一个反证。他说：在1989年以前，也许还有人怀疑这个决策是否必要，但是经过了 1989年到1991年从东欧到苏联的一系列剧烈的变化以后，恐怕再没有人能低估30年前中 国共产党在中苏关系上作出的决策。如果那时不作这样的决策，中国就会成为苏联的一 个大“卫星国”，“最后，中国就会在80年代末，不可避免地成为从莫斯科开始倒下的 多米诺骨牌中的一个！”将50年代独立探索的决策，放在数十年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来论 述，更展现了当年决策的必要性。这样的分析令人不得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