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抛弃苏联模式以后出现的长时间“左”的错误，胡绳同志的分析也有独到之处。 他说：由于独立地探索自己的道路，没有经验，犯了许多错误，及至在“文化大革命” 中使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出现“天下大乱”的局势，其后果当然是严重的。出现这些错误 的发端虽然是由于另辟蹊径，但是，发生这些错误的实质却不在于此，而是错误地运用 了过去中国革命中的群众斗争、阶级斗争的经验，以为将开展群众运动的办法，搬用在 生产战线、政治战线，就可以增进社会活力，而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得更快，结果却是适 得其反。胡绳同志强调，这20年虽然犯了许多错误，但获得的经验教训为后来的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开辟了道路。当初的独立探索，固然没有使我们立刻避开苏联模式的弊 病，并且在后来的探索中还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没有当初的独立探索，就不可能有20 年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的探索，后来的探索正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这个时期 的亲身体验，“给了我们在任何学校都不能学到的深刻的教训”，从而更加使人感到： 既要避免苏联类型的社会主义模式的错误，又要避免犯另一方面的错误，这种经验是太 难得了。这又证明，当初下定抛弃苏联模式的决心，从长远眼光来说是多么正确的决定 。经过胡绳同志这样一分析，抛弃苏联模式和20年“左”的错误，看似有因果关系的两 件事，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样的层层“剥笋”，将一个极其棘手的难题说清楚了。 这充分表现出他以辩证思维驾驭复杂问题的卓越才能。
    （六）关于“左”倾思想供奉的社会主义“女神”。胡绳同志在总结党探索社会主义的 经验教训时，对所犯的“左”的错误在多篇文章中进行了分析。他在1983年发表的《马 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中说：《历史决议》对“左”倾错误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已作 了论述。从“左”的错误应得到的教训是，不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而只凭片面理解 本本中讲的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是决不能正确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如果根据 一般规律而去作出这样那样的设想，那就实际上在供奉一尊“最革命”的、“最纯洁” 的、“公平”的社会主义“女神”，使美好的愿望丧失了必须具有的唯物主义基础。以 此作为指导方针，就只能把本来可以做好的事做坏；以为只靠群众运动，就能创造出“ 最纯洁”、“最公平”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只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空想。在11年后写 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文中，胡绳同志继续指出：以往的空想社 会主义，都是在低下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考虑公有制，因而几乎无不主张贫穷的社会主义 。它虽然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在现代生活中是绝对有害的。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将 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其根本点就在于要把公有制建立在高度发展的、比资本主义 社会更高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因此，那种“趁穷过渡”的思想实质上就是搞贫穷的社 会主义。邓小平强调发展生产力，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扭住不放，这就破除了“对 贫穷的公有制、贫穷的社会主义的崇拜，是完全符合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这样的分 析极富见地，既表现了胡绳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厚素养，又展现了他忠诚于马克思主 义的无畏胆略。
    （七）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这是在《七十年》中分析八大以后十年的历 史时首次明确提出的。当时写道，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是：一个为正确的和比 较正确的，这是指党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和实 践经验；另一个为错误的，即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 践经验。这两个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 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在全党，有时这种 趋向比较占上风，有时那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或者不同趋向同时在不同的领域并存。十 年中“左”的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到后来压倒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文化大革命”的 发动；十年探索中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也在积累，为后来纠正“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实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作了一定的准备。这个思想既遵循了《历史决议 》，又把《历史决议》里叙述的那个思路和乔木同志的一些想法，作了较为深入的发挥 ，突破了过去比较简单化的两条路线斗争模式，因而获得党史界大多数学者的公认。胡 绳本人在谈到这个思想时指出：两个发展趋向的分析，也许至少是提供了足以贯穿社会 主义时期历史的一种看法。根据这个思想，3年之后，他又对其在“文革”中的表现形 式作了新的阐发，提出：讲“文革”时，要讲那时不光有“文革”，还有反“文革”的 倾向。从领导干部到群众，从知识分子到工农，党内党外都产生了反“文革”的倾向， 这种倾向是以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就是毛主席本人对“文革”的态度有时也处于矛 盾状态，因而会萌生反“文革”的倾向。比如，对邓小平开始打倒，后来起用，就说明 了这一点。既依靠“四人帮”坚持“文革”，又对他们进行批评，也说明了这种状况。 “总之，因为‘文革’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所以它不能也没有一统天下；因为反‘文 革’的倾向在党内、在人民中不断地滋生和发展，所以最后是我们党用自己的力量解决 了问题，克服了错误，而且得到群众的一致拥护。”胡绳同志的这个思想，我们这几年 在撰写建国以后的党史书稿时作了具体贯彻，在写“文革”历史时强调了党内和群众在 这个时期的各个阶段上对“文革”的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怀疑、抵制和抗争，努力对 这个特殊年代作出更全面的反映。
    （八）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胡绳同志发表了一篇振聋发 聩的重要讲话，即对毛泽东本人讲过的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作了修正。毛主席在1976 年6月，即逝世前的3个月，曾对他的一生作过回顾。他说：我一生办了两件事，第一件 事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取得了政权；另一件事是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 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胡绳同志首先对毛主席讲的这两件事作了翔实的阐述，指出“历史的评定是：前一件 事是改变中国的悲惨的、痛苦的命运，造福千秋万代的伟大胜利。后一件事却是巨大的 错误和巨大的失败。”然后，又明确指出：后人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不能同意他自己所 作的这个概括，不能同意把他的后半生概括为“文化大革命”这个巨大的错误。那么， 应当怎样评价毛泽东的后半生呢？胡绳同志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毛泽东的后半生 在努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却没有能够达到应该达到的目的。虽然在他的探索 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并且造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但是历史不能 忘记他首创进行这种探索的伟大功绩。”胡绳的这个分析别具匠心，表现了他过人的政 治智慧，为我辈望尘莫及，自愧不如，确实是我们的“理论大师”。那些在“民粹主义 色彩”问题上对胡绳同志的批评，自诩为是维护毛主席的，但在什么时候作出过这样的 分析和评价？在批评胡绳同志时，为什么不首先掂量掂量这个评价的分量？这难道是对毛 主席的否定吗？我看，这个维护超过了那些“维护者”，说出了代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 人心声的新话。这是胡绳同志对我们党的一个伟大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