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及至弘治、正德年间，追求奢华消费的取向已成为全国带有明显整体性特征的普遍现象。受这种僭越封建等级之风的影响，一般百姓也无奈地陷入其中，因此他们的开销也较其祖辈铺张了许多。同时作为国家臣民还要交纳银两化的赋税，这样更迫使他们日益卷入市场经济的旋涡深洞；再加上乡绅阶层赋税负担的转嫁，使处于简单循环状态的家庭经济固有的脆弱特点在此时暴露得最为突出。若是稍稍掠过一场自然灾害，或是遭遇一次家庭不幸，就会把它撕成碎片，堕入佃仆化的厄运。因此，明代中后期奴仆现象的大量化和普遍化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不管是北方地区，抑或是南方地区，奴仆都大量存在。嘉靖初，广东广州府南海县人霍韬在《家训》中规定，“凡家长，蓄仆一人，应宾客”。“凡纲领田事者，蓄仆一人，管斗斛”。［15］（《仓厢第二》）“非生员、举人，出入不许用仆人执伞”。“凡庶人年四十以上，出入许用仆一人执伞，许自雇募。未四十不许”。［15］（《器用第十》）家长和田事纲领可以分别蓄养仆人一名，用以辅佐管理家内事务。家中读书有成的举人和生员也可享受出入时仆人执伞的侍候，其他一般人则要等到40岁以后才有这种资格。嘉靖三十四年（1555），北直保定府容城县人、后遭严嵩陷害而死的杨继盛在给他两个儿子的遗书中写道：家中的杨应民、曲越和照顾他的福寿儿、甲首儿、杨爱儿等小厮都是他家豢养的奴仆，其中的杨应民是由他抚养大的，曲越原是用四两银子买来的。［16］万历六年（1578）至九年，曾任河南汝宁府确山县知县、著名的地理学家王士性留意观察邻近地方的民情风俗，在《广志绎》中论及东南边的光山县的情况时说，“光山一荐乡书（即举人），则奴仆十百辈皆带田产而来，止听差遣，不费衣食。可怪也”。可见，一旦获得了举人和进士的功名，这就等于说跨入了缙绅的圈子，取得了冲破封建政府令甲的资格，即可免役，又可逃税。周围百姓一见有利可图，便乘机蜂拥而来。
    然而，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在货币量较为集中、在缙绅阶层相对密集的地区，本应产生进步的有利于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事物，然而却出现了普遍购置和使用奴仆的倒退的历史现象。在南直的苏州府、松江府、镇江府、应天府、宁国府、徽州府，浙江的湖州府、嘉兴府，湖广的黄州府、德安府等地，奴仆豢养非常盛行。万历初期，松江府华亭县人徐三重把江南地区诸种社会变异现象看做是末世的表征，列举了下面费财十事，“一曰屋舍之弘壮，二曰器用之工巧，三曰厨馔之精腆，四曰服饰之华珍，五曰奴婢之众盛，六曰玩好之收藏，七曰倡（娼）优之嬉亵，八曰寺庙之修建，九曰斋醮之祈谶，十曰婚丧之冗浮”［14］。其中就包括了奴婢的豢养内容。奴婢不仅是从事生业的劳动力资源，也是缙绅阶层及其纨绔子弟标榜声势的资本，因此豢养的盛众也就势所必然了。无怪万历三十年代苏州府嘉定县在修志时说，这里的“大家僮仆，多至万指”。［17］（《风俗》）生当明末的同府太仓州人王时敏在《家训》中也说，“吴俗好夸，大率富贵之家，以坐榻后森然林立、车马簇如云涌为美观”。［18］（注：据《清史稿》卷五○三《艺术传三·王时敏》载，他卒于康熙十九年（1680），享年89岁。据此上推，王当生于万历二十年（1592）。祖父王锡爵为万历初叶阁臣，父亲王衡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因受荫为太常寺少卿，故其家训被称为《奉常家训》。）同期同府昆山县人、著名学者顾炎武（生于万历四十一年）在读书札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士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19］崇祯十六年（1643）四月，张献忠率义军攻陷了黄州府的蕲州等地，该府麻城县宦家的奴仆纷起暴动。以李人会为首，响应的奴仆达万人，占据了县城。由于他们的配合，张献忠部轻易而入，仅归附者就有57000人， 因而别立一“新营”。［20］于此可见麻城缙绅豢养奴仆的数额之巨。
    上述这种看上去好像难以理解的结局其实是历史复杂性的表现。所变化的只是一部分，未变化的还有大部分，这是当时社会获得进步但又未能充分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明代奴仆类型的划分
    奴仆属于贱民，在法律地位上不能和凡人等同；在遇到刑事处罚时便要低凡人一等。在与主人及其家属的法定关系上，其地位更为低下。法律中明确规定了奴仆骂詈主人、殴打主人、奸污主人妻、诉讼主人等所应受到的严重处罚（在当时看来，触犯主人不仅是犯刑，而且是犯分，即双重犯罪，故处罚较凡人为厉）。虽然他们被看做是特殊的“家人”，这只是从所谓“恩养”的角度说的，但事实上和其主人的真正家属还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尽管在涉及与他人的刑案时往往也要把他们当做义男来对待。这种制度因是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之上的剥削制度，所以是应予唾弃的。但是，从当时的历史实际出发，从社会演进的层面来思考这种现象，至少不应将本就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也就是说，把这种历史现象仅看做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关系是远远不够的。不同身份地位的主人，其对待奴仆的态度和待遇也不尽相同，甚至表现出较大差异。同样是缙绅，限于其背景阅历、对奴仆使用的看法和理解，在行事方式上也参差不齐。即便是奴仆，其沦为奴仆的方式、其内在本质是诚实或是刁滑，也各不相同。所以，鉴于此复杂性，有必要把奴仆分成若干类型，并据此分析主仆间的互动关系。
    （一）勋戚奴仆型
    这种类型的奴仆即归属于功臣和皇亲国戚的奴仆。明初勋戚奴仆皆来自给赐，后来其奴仆的来源和其他人也无太大差异。勋臣属于特权阶层，其子弟、后裔依仗权势，有恃无恐，无法无天。宗室阶层和外戚人等，通常也没有教养，养尊处优，徇私抗法。如前所述，他们所养奴仆常以百数。因他们拥有特权，在乡下广占田地，在城中垄断邸店，所以利用奴仆经营由国家专卖的盐、茶，于各处田庄征收租税，于京师垄断商业等等。如弘治九年九月吏部尚书屠滽上奏说，勋戚之家“纵令家人开设店肆，邀截商人货物，自都城内外坊市及张家湾、河西务等处一切民利，悉侵夺之”。［12］嘉靖初年，泰和伯陈万言、驸马都尉邬景和等“纵容家人开张店面，刻害商民，干犯国法”。［21］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