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缙绅奴仆型
    缙绅一般是指取得功名者。但在司法实践中，依据法律的界定或习惯，往往把纳资得位的人和未入流的吏典也算做缙绅，而那些未仕的举贡和生员则常常被摈斥在外。我们可从管志道的反对口吻中把握当时缙绅的实际内涵：“法官尚未别白官、民界限，则如资郎、吏典既仕，皆可列于缙绅；举贡、官生未仕，皆当夷于士庶。岂无酌量之权欤？”［5］自明中期后，缙绅豢养奴仆成为普遍现象。 他们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稳定的官俸收入，又为实现封建伦理的理想境界尽量维系大家族的存在，备置了相当数量的田地。他们有的是因为衙署事务的祗应，有的是出于身份显示的虚荣，有的是家内各种杂务措置的需要，有的是家族经济不同方式的经营等等，在诸多场合奴仆成为不可缺少的使用对象。如明末清初松江府上海县人叶梦珠讲述了当地乡绅在明末出行时的派头：“前辈两榜乡绅，出入必乘大轿，有门下皂隶跟随，轿、伞夫五名，俱穿红背心，首戴红毡笠，一如现任官体统。乙榜未仕者，则乘肩舆。贡、监生员新贵，拜客亦然，平日则否，惟遇雨天、暑日则必有从者为张盖。盖用锡顶，异于平民也。”［22］前面提及的霍韬家使用仆人撑伞即是此举实例。仕宦间的来往交际频繁，这样具备一定知识的僮仆就必不可少。“仕途交际正烦，如写贴、奔走，二三傔从固不可少”。［18］缙绅家最大数量的奴仆仍是用于农业生产上。不过，在明代中后期，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一些缙绅的观念也发生了某些变化，除把奴仆用于传统农业经营之外，还将其应用于手工业和商业领域。如“吴人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家，多以纺织为利。其俗勤啬好殖，以故富庶。然而可议者，如华亭相（徐阶）在位，多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23］（卷四《相鉴》）。
    奴仆有一些是缙绅用一二两或更多一点的银子自幼买来，然后养育长大的。但在江南地区，更大比例的奴仆则来自于成人的投靠。这些人投依过来后，就可免去赋役的追扑，甚至还可借势凌人。如万历初徐三重在《明善全编·家则》中说，“江南土俗，多中年投靠，非偷惰之子坐需衣餐，则凶猾之徒意在倚托，必无自能成立。己有家，家可以守分温饱者而更委身效力豪门也；如此之人百无一益，且滋后累。不为欺削，则翻然改图”。［24］（卷一一三《奴婢部总论》）这种投靠之人就是前面提到的河南汝宁府光山县的所谓“不衣不食”者。有些头脑清醒的缙绅，对此辈警惕有加，“至有不衣不食而为我服役者，尤不可。盖彼非徒然，必借我以行其私也。彼借我以行私，我因彼以敛怨，则我之役彼者，一时奔走之微劳，而彼之役我者，终身名节之大窽也。此非我役彼，而实彼役我也，奈何役人而反为人役哉”［18］。而另外一些缙绅利令智昏，贪得无厌，“乘轩耀盖，广舍拓田，肆席开尊，征姬卜宠”［25］（卷一九《徐比部鸿洲公传》），无所不为，则吸收了大量的靠势之人。如嘉、隆之际，松江府华亭县人、阁臣徐阶“家人多至数千。有一籍记之，半系假借”。［23］（卷五《臣品》）大多来自依托。
    在缙绅和奴仆的关系上，呈现出了较大差异。一些有涵养的缙绅思虑长远，谨小慎微，对待奴仆用之有节，取之有制，因而获得了两者的相对和谐。如嘉靖初年，松江府华亭县人顾清在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家居时，使用奴仆从事园艺之事，把性情的修养和恬淡的生活结合起来，在自家西园中筑傍秋亭，园中“多隙地，可莳蔬菜。分日处其中，亲课僮仆锄灌。有《农桑辑要》一书。其书室内以药瓢贮各色菜子，悬之梁栋间，无下数十种。夫以侍郎家居绝足不预外事，闭门闲适，学为老圃，若将终身焉”。［23］（卷一○《顾文僖东江公传》）而另一些缙绅凭借自己的显赫地位，加上顽固的等级意识，盛气凌人，待下刻薄，少拂意即鞭扑相加，因而奴仆恨之入骨。万历年间，浙江嘉兴府平湖县生员陆某（号二顽），“酷遇诸奴”，奴辈因无法忍受虐待，愿与同亡，“共手刃之”，然后自首，“甘心抵偿”。［26］明清之际，朝代鼎革，政治真空，地方无序，奴仆乘时而起，报复其主，很能反映出缙绅平素虐待奴仆、奴仆积怨耿耿的情形。如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六月十三日后，南直镇江府金坛县的奴仆乘乱重新组织了“削鼻班”（注：崇祯十七年五月后，奴仆潘某称主帅，散家资，聚奴数万人，组成“削鼻班”，不久被知县镇压。万历末，苏州人冯梦龙在《古今谈概》微词部第三十《张伯起》条末作注道：“吴下称奴为鼻头。”可见，称奴为鼻乃是江南一带的方言和土俗。），在城隍庙中聚盟，从者达四五万人。那些积有深仇的奴仆将其主人缚至城隍庙，用竹节大杖，“数其平昔事，轮（抡）杖杖之。两人对杖，交进乱下，杖至百余乃止。血渗漉阶前，肤肉糜烂，肢骨撑露，死而复苏，气奄然而巳”。还有一位缙绅，“平生爱品茶，以硖州碧涧、阳羡天池为最。奴奉命采茶者，为计时日返，迟则受笞”。至此，奴仆将之杖过后，“捽出庙门，群溺之。旋以秽溲一提灌其喉，曰试尝此碧涧春也”。还有，当地风俗，“凡时节喜庆，碾白米为细粉，蒸熟成糍，名曰团子。所盛之器为蒸笼。一笼计五六十枚。每蒸三四笼，或六七笼不一”。一次，某缙绅家奴婢偶未蒸熟，结果主子“集奴婢列跪于前，计团若干，棰手若干”。奴仆如法相偿，“亦如数棰之”，棰得缙绅“两手赤肿，血漫漶于皮爪间，指腕几折”。棰毕后又将其“锒铛系颈，牵之游街，抚掌欢呶，杂沓巷市”。在同地同时又出现了相反的另一种景观：另一些奴仆触景生感，说我辈之主“长厚仁心”，“仁慈待物”，若不知报，恐为神人嗤笑，于是“列仪仗，金张彩，八人舁大舆，猎猎迎故主出游。主逊谢，辞甚恭，奴请益力。主愈谢，而众已拥持入舆。旌奴导前，骑仆环后，轩盖鼓吹，轩（炫）耀路隅，绕城一匝乃送归。主逊谢再三，然后欢呼而去”。（注：以上引文材料均出自于墉的《金沙细唾》，载入谢国桢《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附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谢老摘录的此段文字有多处讹误，据其《关于削鼻班和乌龙会》（收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史论丛》第一辑）一文和收入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的《清史资料》第二辑中的《金沙细唾·僮变》校正。）奴仆对待其主的两种不同态度，不正说明了现实中两种差异巨大的主仆关系的存在？可见，主仆关系也是多样的：有些紧张，有些和缓，因而由此引出的奴仆待遇和地位也完全不同。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