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撰成《弘光实录抄》、《行朝录》
    《弘光实录抄》为黄宗羲所存的一部重要南明史著，书中保存了大量弘光朝的史实。 弘光帝亡后，局面愈加混乱，黄宗羲原志于修之成史，奈何不尽得其详。用他自己的话 说：“向在海外，得交诸君子，颇欲有所论者。旋念始末未备，以俟他日搜寻零落，为 辑其成。荏苒三十载，义熙以后之人，各言其世；而某之所忆，亦忘失大半。邓光荐《 填海录》不出，世为太史氏之言是信。此聊尔谈，其可已夫！”（注：《黄宗羲全集》第 二卷，《行朝录序》。）于是广搜遗逸，根据自己的见闻，成《行朝录》，自称以便将 来补史之不足。
    （2）藏史于碑铭墓表
    在黄宗羲看来，碑铭墓表属于历史一类的文章。他一生不但撰写了大量的碑铭墓表， 而且尽量用史家笔法。如他写丘吁抚六合时“单骑入城”“为民请命”，写他为刑部郎 中时“平反大狱数十条，大力之喜怒不能动摇”。写他出守汉阳时“裁量军需，无仓促 匡襄之患。晨其坐堂皇，庶民直入奏事，不设遮拦，晓指枉直，无不满志而去”。大吏 到晴川阁视察，索要藤床，丘吁把大吏带去看自己的卧榻，“乃白板也”。（注：《黄 梨洲文集·碑志类·山西右参政吁之丘公墓碑》。）通过黄宗羲之笔，一个循吏的形象 活脱脱地出现了。在《王仲伪墓表》中，他写道：“此纸不灭，亦知稽山块土，曾塞黄 河也”。（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王仲伪墓表》。）强烈的历史感力透纸背。
    （3）以诗文补史
    黄宗羲认为诗文与历史著作相为表里，同样反映历史的真实面目。他在《姚江逸诗序 》中写道：“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是诗与史相为表里者也。故元遗山《中州集》窃 取此意，以史为纲，以诗为目，而一代人物，赖以不坠。”（注：《黄梨洲文集·序类 ·姚江逸诗序》。）在《万履安先生诗序》中又说：“逮夫流极之运，东观兰台但记事 功，而天地所以不坠，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销，史 于是而亡矣。犹幸野制遥传，苦语难销，此耿耿者明灭于烂纸昏墨之余，九原可作，地 起泥香，庸讵知史亡而后诗作乎？是故景炎、祥兴，宋史且不为之立本记，非指南集杜 ，何有知闽广之兴废？非水云之诗，何由知亡国之惨？非白石黑发，何由知竺国之双经？ 陈宜中之契阔，心史亮其苦心；黄东发之野寺，室幢志其所处，可不谓之史诗乎？元之 亡也，渡海乞援之事，见于九灵之诗，而铁崖之乐府，鹤年席帽之痛苦，犹然金版之地 也，皆非史之所能尽也。”（注：《黄梨洲文集·序类·万履安先生诗序》。）正是有这 种对历史的深邃洞察与现实的遭际使他作诗时多有存史之意。在《南雷诗历》题辞中他 写道：“按年而读之，横身苦趣，淋漓纸上，不可不谓逼真尔。”（注：《黄梨洲文集 ·序类·诗历题辞》。）编《姚江逸诗》，目的是“士生后士，凭虚而观盛衰之故也” 。把他对历史的见证浓缩进了诗篇。
    黄宗羲著文，亦意在存史。在《南雷文约凡例》中写道：“余多叙事之文，尝读姚牧 庵元明善集，宋元之兴废，有史书之未详者，于此可考见，然牧庵明善，皆在廊庙，所 载多战功。余草野穷民，不得名公巨卿之事以述之，所载多亡国之大夫，地位不同耳， 其有裨于史事之缺文一也。”《海外恸哭记》便是他的“叙事之文”，晚年之《思旧录 》，对生平所识之人多加追忆，有一事一语者皆录之。他还有意识地通过撰写行状来存 历史之面目。在《移史馆熊公雨殷行状》中，他对熊雨殷的康清行状作了详尽的纪录， 其目的在于“公魂无庙，幽铭阳碣，无地可施，爰行状一通，移之史馆，以为列传之张 本也”。（注：《黄梨洲文集·传状类·移史馆熊公雨殷行状》。）出于这样的考虑，他 写下了《移史馆章格庵先生行状》、《子刘子行状》、《柳敬亭传》、《移史馆先妣姚 太夫人行状》等一批杰出的人物传记，为史学家撰写历史提供了大量资料。
    （4）编选明人文集
    从康熙四年（1665）到康熙十四年（1675），黄宗羲从众多文集中选编成《明文案》217卷 。以此为基础，他又花近20年时间，在84岁（1694）那年编成《明文海》482卷。《明文 海》的一大特色是收录了相当的传记。在卷387至卷428传记中，黄宗羲搜寻了名臣、能 臣、文苑、儒林、忠烈、名将等20类人物的传记300多篇。卷429至卷472也以同样的分 类方法收录了墓文320多篇。这600多人的事迹大多在正史中没有记载。在黄宗羲看来， 当代人的文章可以补史之不足。他说：“余选明文近千家，其间多有与实录异同，概实 录有所隐蔽，有所偏党，文集无是也。且实录止据章奏起居注而节略之，一人一事之本 末不能详也。即如永嘉，非先生之诗文，亦恶知其恃宠妒贤如此？所谓脔谄魂于下泉者 ，何必在史官哉！”（注：《黄梨洲文集·序类·陆石溪先生文集序》。）这就是他编《 明文案》与《明文海》的旨趣所在。这些传记为研究明代正史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