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海之交，士之慕义强仁者，一往不顾，其姓名隐显，以侍后人之拾掇。然而泯灭者 多矣，此志士之所痛也。故文丞相幕府之士，宋史既以之入忠义传矣，好事者又为幕府 列传，附之丞相之后以张之。逊国梁玉田诸人，乃得之古私承尘之上，而后传世。元微 之云‘天下大乱，死忠者不必显，从乱者不必诛。’故此数行残墨，所以补造化者，可 不亟与？（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都督裘君墓志铭》。）
    国可灭，史不可灭。后之君子，而推寻桑海余是，知横流在辰，犹以风教为急务也。（ 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旌表节孝冯母郑太安人墓志铭》。） 一个时代的兴衰，绝不仅仅取决于物质产品的丰富与否和社会制度的健全程度。精神 与信念是支撑时代的重要力量。保存这种精神并大力加以张扬是历史学家神圣的使命。 诚如杜维运先生所言，历史决非胜利者之胜利品，失败者与少数，亦决非历史之垃圾堆 。天地之元气，历史之真精神，往往存在于失败者与少数人之间。舍名位之赫然，捃拾 沟渠墙壁之间，其酸魂落魄，支撑天下，这是史家的大任务。
    启蒙未来的超时代意识
    饶宗颐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中有一段话，论述了私人修史的可贵之处。他 说：“向来官修之史，不能令人满意，……私家史书所以可贵，其故有三：一，不受史 局之约束；二，不为当前史学风气及政治立场之所囿；三，有超时代之精神，对于史事 可作重新之评价。质言之，即有超历史之立脚点。”（注：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 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76页。）梨洲史学便具备超时代的立脚点，他的 历史观具有超越时代的进步性。
    （1）“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思想是启蒙未来社会的进步史观
    君权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核心观念。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中指出中国 传统史学有四弊：“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不知有今务
    ，知有现实不知有理想。”（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九·新史学·中国之旧史 》。）梁氏之说未必都符合历史事实。但说“二十四史为二十四帝王家谱”却有一定的 道理。历史上出现过各种挑战君权的思想。战国时期的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 君为轻”。（注：《孟子·尽心下》。）认为百姓比君王重要。慎到提出立天子以为天下 ，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认为天子的职责是为百姓服 务，而不是百姓为天子服务。
    黄宗羲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对君主大加挞伐。他愤怒地指出，古代君王百姓经营天 下，今天君王以天下满足自己的私欲。“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 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 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 ，君而已矣”。（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原君》。）充满了对君王 之害的控诉。
    尽管黄宗羲认为君王为天下之大害，但他并不主张无君。他所抨击的是颠倒的君民、 君臣关系。黄宗羲从历史哲学的高度上辨析为臣之道，他说：“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 之所能治，而分治以群工。固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为之敢从也，况于无形声乎！不然， 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见，君有无形声之嗜欲，我从而视之听之，此宦官宫妾之心也；君 为己死而为己亡，我从而死之亡之，此其私匿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注： 《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原臣》。）这种君臣关系是黄宗羲对君主与天 下关系的一个引申，黄宗羲还将这种关系引申到其他方面，如在《明夷待访录·原法》 中，他指出：“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 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这些都是他反封建思 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宗羲的思想有着时代局限性，是半截子的民主思想，但这并不削弱他思想的伟大意 义。毫无疑问，他不但是这个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对君主专制抨击最为猛烈、揭露最 为深刻、思想影响最为重大的人物。这种进步的史观对历史的发展也有极大的影响。《 明夷待访录》是清末的资产阶级革命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梁启超说：“像这类话，的确 含有民主主义的精神，虽然很幼稚，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我自己 的政治运动，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而后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 节钞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利焉。”（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 论》第18页。）梁启超把黄宗羲推为清代史学之祖，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明夷待访录 》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这是梨洲史观超时代性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