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关注官修《明史》
    黄宗羲撰《明史案》、编明人文选等举动都围绕修史展开，因时事变故，明史没有修 成。康熙十八年（1679），清朝重开史局纂修明史，监修徐元文向康熙推荐黄宗羲，朝廷 特旨以礼敦请，黄宗羲为存臣节，以老病疏辞。黄宗羲虽然自己没有直接参与朝廷修史 ，但是对此十分关心。在给万斯同送行时，他以《大事记》、《三史抄》授之。并作诗 送别，其中有“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之句，拳拳之心，于此可鉴。黄百 家北上时，黄宗羲又写书与之，云“昔闻首阳二老，托孤于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颜色 不坏。今我遣子从公，可以置我矣”。可见，其对修史一直耿耿于怀。在《叙万氏补历 代史表》中，他又悲情满怀地写道：“嗟乎！元之亡也，危素趋报恩寺，将入井中，僧 大梓云：‘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后修元史，不闻素有一 词之赞，及明之亡，朝之任事者众矣，顾独藉一草野之万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 ”（注：《黄梨洲文集·序类·叙万氏补历代史表》。）“公死是死国史也”也是支撑他 活下去的信念，撰修明史，必定是他多年的夙愿。
    明史纂修过程中，黄宗羲常与明史总裁等人书信往来，探讨明代史事，从内容到体例 ，影响着明史的修撰。全祖望曾说：“公虽不赴征书，而史局大案，总裁必咨于公，如 《历志》出于吴检讨仁臣之手，乞公审正，而后定其论。宋史别立道学传，为元儒之陋 ，公谓明史不当仍其例。时朱检讨彝尊方有此议，汤公斌出公书示众，遂去之。至于死 忠之籍，犹多确核。地志亦多取公今水经为考证。”（注：王政尧点校：《黄宗羲年谱 》，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2页。）这一段话，道出了黄宗羲对《明史》的影响。
    真实是历史记录的生命，是历史学大厦赖以建筑的基础，也是自古及今的史学家所不 断追求的目标。黄宗羲不仅大量存史，同时对其真实性有极高的要求。针对当时私人修 史之风盛行，而又多讹误的情形，他愤慨地写道：“近时伪书流行，聊举一二，如甲申 之死，则杂以俘戮；逆阉之难，则杂以牖死；杨嗣昌丧师误国，东心诗颂其劳；洪承畴 结怨秦人，绥寇纪张其挞伐。高官美谥，子姓私加；野抄地志，谶儿信笔。”（注：《 黄梨洲文集·序类·明名臣言行录》。）“余观当时，不论何人皆好言作史，岂真有三 长足掩前哲。亦不过此因彼袭，攘袂公行。……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终，徒据残书数 本，谀墓单辞，便思抑扬人物，是犹两造不备而定爰书也。”（注：《黄梨洲文集·碑 志类·谈儒木表》。）“逆阉之乱，去今五十余年，耳目相接，其大者已抵牾如此，向 后欲凭纸上之语，三写成乌，岂复有实事哉。”此类论述在黄宗羲文中俯拾皆是。历史 学家的责任感促使他在自己的著述中极其注意忠实历史。如给神宗时谏官姜应麟所作墓 志铭，与姜氏家人提供的材料多有出入。为此，黄宗羲特意附信，说明自己更改的理由 。文中不仅纠正了原作的几处史实错误，而且对形容太过的地方加以修改。“凡碑版之
    文，最重真实”，（注：《黄梨洲文集·杂文类·辨野史》。）这是黄宗羲的信念。
    “为天下、为万民”的时代感
    历史学不是脱离现实的纯学问，历史学家也不是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局外人。面对 明清之际的丧乱，黄宗羲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作为一个乱世历史学家，黄宗羲的史学具 有更为强烈的时代感。黄宗羲探索历史治乱之道，着重于分析明代衰亡的各种原因，并 提出改良社会的措施。《明夷待访录》是对有明一朝各种制度最为直接的剖析，其他散 布于《弘光实录钞》、《行朝录》以及所写墓志铭等文章中的诸多议论也都体现了一个 乱世史学家解读历史的使命感。
    （1）《明夷待访录》是对明代历史的深刻解剖
    黄宗羲在该书中对明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展开了分析。
    在“置相”一章中，他开头便指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这真是 非常深刻的见解。朱元璋罢宰相，专制皇权达到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程度，也为其 后王朝政治的种种弊端种下了祸根。黄宗羲从设宰相的本来含义来说明罢相之失：“天 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 意。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不亦并传子之意而失者乎？”对于 有人认为大学士有宰相之实的看法，黄宗羲反驳道：“或谓后之入阁办事，无宰相之名 ，有宰相之实也。曰不然。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其事既轻；尔披答 之义，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可谓有其实乎！”朝廷中真正有宰相权力的是太监，“ 刘皇帝”刘瑾，“九千岁”魏忠贤，哪一个不是罢相的硕果！黄宗羲对此看得十分透彻 ：“吾以为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盖大权不能无所寄。彼宫奴者，见宰相之政事坠 地不收，从而设为科条，增其职掌，生杀予夺出自宰相者，次第而尽归焉。有明之阁下 ，贤者贷其残膏剩馥，不贤者假其嬉笑怒骂，道路传之，国史书之，则以为其人之相业 矣。故使公奴有宰相之实者，罢丞相之过也。”（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 待访录·置相》。）正是由于罢宰相，为其后的宦官专权提供了契机。正是由于罢宰相 ，为其后的大学士办理政事设置了诸多的障碍。大学士中能者即使如张居正，也不得不 对太监小心翼翼。政事不治，不为罢相之责乎？黄宗羲的认识不为深刻乎！
    科举制度发展到明代，已经相当完备成熟。非常严格的八股取士，在给朝廷选拔人才 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另外一方面，八股文也严重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和精神。很 多知识分子穷一生时间应付考试，却没有学到什么有用的知识。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参加 考试就不能得到任用。黄宗羲看到了其中的弊端，他认为科举制度是对人才的一种约束 。他对古今取士之法作了对比，认为古代是宽取严用，而今是严取宽用。宽取严用，所 以人才不得遗漏，任用者也不敢疏忽大意。严取宽用，止科举一种途径，“虽使古豪杰 之士若屈原、司马迁、相如、董仲舒、扬雄之徒，舍是亦无由进取之，不谓严乎哉！… …则豪杰之老死丘壑者多矣”。（注：《明夷待访录·取士》。）不仅豪杰老死丘壑者多 ，在位者也多不得其人。明代社会不是缺乏有用的人才，不然明亡时何以涌现出那么多 文武之士，缺乏的是朝廷对人才的有效选拔和任用。谁能说对人才的取用不当不是明亡 的一大原因？清朝皇帝就吸取了历史教训，几度开博学鸿词科，大肆网罗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