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多方面、多层次总结史学传统
    由于对史学传统认识的出发点不同，人们总结史学传统的角度也不尽相同，主要从以 下几方面总结了史学传统的主要内容：
    1.白寿彝先生从我国史学优良传统是史学长期发展积累而成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三个 传统，后来又发展为七个传统：一是总结过去的得失成败，作为当前做事、做人、参与 社会政治活动等的借鉴。二是每次大变乱之后，总结前一个历史时期的得失成败，作为 新朝建立的借鉴。三是“述往事，思来者”、“神以知来”等是史学传统中的光辉思想 。四是博学的传统。五是对历史记载真实性的责任感。六是重视语言，重视文学造诣。 特别是写人物、写语言、写战争、表世态。七是把撰史作为不朽之业，历尽艰辛，坚持 著史。[7]
    2.在此基础上，瞿林东围绕历史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展开论述，进一步将中国古代史学 的优良传统归纳为六个方面：第一，深刻的历史意识，是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核心 。第二，恢阔的历史视野和鲜明的时代精神。第三，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相结合。 第四，求实和经世的一致。第五，继承和创新的统一。第六，探索理论、讲求文采、重 视考据等。[4]（p9-29）瞿林东更合理地解释了这些传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3.从时代要求出发，把史学传统作为中华民族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认真发掘了我国 史学的优良传统。如陈其泰的《史学传统与民族精神》（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 6年第3期。）、瞿林东的《史学传统与人文精神》（注：《求是学刊》2001年第4期。）、 梁宗华、姜丽红的《史学传统的人文精神》（注：《宁夏党校学报》1999年第1期。）等 。这些研究探讨了史学中的人本思想传统、人生修养传统、忧患意识传统和史学审美要 求传统等。还有的学者则从历史学科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出发，阐发了历史学精神的内涵 ，如尊重客观历史事实的求真精神、探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精神、学科方法上的兼容 精神、记录人类文化和民族传统的精神、品评历史人物的抑恶扬善精神、与文明共进的 时代精神、关怀社会生态的人文精神、总结过去面向未来的尚智精神。[8]可以说，这 些持续深入的研究都自觉地结合时代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从更高意义上挖掘了史学 传统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新内涵、新价值，推进了当代史学传统的研究。
    4.从史家修养的角度来研究史学传统。如陶懋炳从器识、学风、文风三方面论述了中 国古代史家的优良传统。在器识方面，坚持直书实录，将史学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相联 系，对历史和史学有许多深刻的见解。在学风方面，“经世致用”的学风持续两千年， 代有创新，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勤学不辍、虚怀广师；严肃谨慎、精益求精；批评继 承、敢于创新；推诚协作、竭力共事；着眼当今、详今略古。在文风上，我国古代史家 也有三项优良传统：朴实简明，不尚浮华；寓论于史，不尚空言；不拘成规，不求仿古 ，敢于创新。[9]陈千均则总结了古代史家在史学思想方面的三项优良传统：开阔的政 治视野、朴素的辩证法和反对专制主义。[10]还有学者从古代史家治史的道德品质和学 术精神出发，提出古代史家治史的优良传统：一是惟义之求。古代史家追求的“史义” ，主要有“取鉴资治”、“彰善瘅恶”、“藏往知来”三个方面。二是锲而不舍，即古 代史家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事业心和锲而不舍的治史精神。三是博学强识。古代史家重 视提高自身的学术修养，表现在知识方面，他们都注重“穷涉经史”，博览群书，博古 通今。在认识能力方面，古代史家不仅注重对史事、史料的鉴别取舍，更注重对历史与 现实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在撰述能力方面，古代史家极讲究对材料的组织编排和文字表 达艺术。四是著述成家，即古代史家的革新进取之精神。五是据事直书。六是言必有征 。古代史家对史料的搜集和考信，既注重博览群书，引经据典，也注重社会实践。[6] 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史学“良史”理论进行了概括和总结。
    5.从“通史家风”的角度，研究我国通史思想传统和撰述传统的形成。这个传统涉及 到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和史家修养等几个方面。自司马迁著“通史”，提出“通古今之 变”、“承敝通变”以来，对“通”的论述就多起来。20世纪以来近现代史家编写“通 史”的追求促使研究者更加关注“通”的含义。因此，近50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 也是从史学思想和通史编纂方面总结了我国史学“通”的优良传统。如白寿彝先生的《 说“疏通知远”》和《说六通》（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第42-58、285-293 页。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许凌云的《试论“通史家风”》（注：《历史研究》 1983年第4期。）、施丁的《说“通”》（注：《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2期。）等。这些 研究者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发展的角度，把通变思想、通史编纂和通识修养结合起来， 从多层面揭示了“通史家风”的形成及其优长所在。当然，还有研究者在对具体的通史 著作进行研究时也论及对“通史家风”的认识，如吴怀祺论《通志》的史学批评，认为 史家具有“通识”就会带来文化的历史观、内容的丰富性和记述的客观性。[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