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还有一些学者开始从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特点出发，从思想史、文化史的意 义上论及史学传统。如张岂之将“忧患”意识视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特色之一，对历 史上的忧患意识作了分析，探讨了忧患意识同古代哲学辩证观的关系，认为忧患意识正 是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12]冯天瑜以《诗》、《书》、《礼》、《易》、《春 秋》为依据，试图论证中华元典重史传统与中华民族崇敬先祖的精神之间的联系，认为 人文气息浓厚的“敬祖”观念直接发展成深沉的历史意识，开出持续的“重史”传统。 [13]这些作者都运用自己良好的史学史和史学理论修养，从整理史学理论遗产、继承具 有鲜明民族特点文化的角度总结史学传统，对一些史学理论范畴进行了纵向的梳理，并 进一步发掘了它们的内涵。还有人把中西史学相比较，总结出中国传统史学的特征：一 是天人并重的调融性，二是人文精神的一贯性，三是实用理性的涵摄性，四是历史意识 的深远性；认为古代史家的素养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对传统史学方法的提炼是建设新 史学方法的依据。[14]并且出现了这方面的专著，如陈其泰的《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 ，作者着重强调了史学研究的文化视角和比较方法。这些研究从更广阔的视角对史学和 文化作双向的考察，提高了我们对中华民族思想意识特征和优良文化传统的认识。在研 究方法上，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其他学科或西方史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总体性的宏 观研究有利于拓宽我们的思路。
    （三）对研究传统的意义的认识
    白寿彝先生在60年代总结了研究史学遗产对于史学研究工作的意义：“第一，研究史 学遗产，可以更具体更深刻地理解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现实斗争中的战斗作用”；“第二，可以逐步摸索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第三，可以把历史上提出来 的一些史学问题作为当前历史研究的资料，丰富我们研究的内容”。[3]（p462-465）在 此基础上，有的文章认为，研究史学传统对于提高史学工作者的素质、促进新时期史学 的改革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6]也有的学者认为，对史学传统的考察是为了今天 的史学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有新的创造。史学工作者的创新，要以继承我国优良的 史学遗产为前提。如陈千均认为：“探讨和吸取古代史学家优良传统的过程，应当也就 是史学工作推陈出新的过程。”[10]瞿林东认为：“我们研究史学遗产，是为了开创历 史研究的新格局；而这种新格局，又是史学遗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史学工作者 把握了这种继承和创新的辩证关系，就能更好地发挥出史学上的创新精神。”[15]（p53 9）这些认识对于我们理解史学传统与当代史学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二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主要内容
    尽管研究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总结了各自对中国史学传统内容的认识，但讨论的 热点仍然集中在以下最主要的几个传统上。
    （一）求真传统
    坚持实事求是，如实地揭示历史事实的真相，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历史上优 秀的历史著作，常被人称为“实录”。求真的思想体现在历史编纂上就是直笔传统，体 现了史家对历史记载真实性的责任感，实录精神则是人们对史家的崇高评价。司马迁就 是史家实录的楷模，“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 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6]（《司马迁 传》）。近几十年人们对史学求真原则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如刘隆有的《秉笔直书 --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注：《光明日报》1980年2月5日。）、王天顺的《 从“齐史之书崔杼”到“司马迁之述汉非”--试论我国史学直笔传统的早期发展》（ 注：《人文杂志》1987年第3期。）、官伟勋的《直笔与曲笔--我们的史学传统》（注 ：《炎黄春秋》1998年第8期。）、江湄的《“直笔”探微：中国古代史学求真观念的发 展与特征》（注：《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王晓天的《史家直笔刍论》（注： 《求索》1999年第1期。）、谢贵安的《直笔与曲笔--传统修史原则的一体两翼》（注 ：《学术月刊》1999年第3期。）、刘太祥的《中国传统史著编纂的求真原则》（注：《 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等等。这些文章分别从史学思想、史家修养和历史编纂学等 方面对史学求真传统作了深入的阐释。当前研究求真传统不仅是要对古代求真观念的特 征和规律给以说明，还要探讨求真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新含义、新任务，真正揭示出其 有价值的地方。
    （二）经世传统
    这与求真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的统 一，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史学传统的精神本质”。“揭示出这种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 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15]（p34,20）经世传统表现在历史编纂上就是 “着眼当代，详今略古”的传统。“注重当今，即注重近现代史的研究，注重历史研究 为现实服务”。[17]有学者指出，“详今略古主要不是资料多寡和搜集的难易，而是由 经世致用的宗旨所决定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史学领域内斗争最激烈的地方往往是当代史……因而，史家治当代史者往往要冒风险。这是一种应当赞颂的高尚精神”。 [9]这就为我们揭示出经世不仅是史学研究的目的，也体现了一种关注时代需要的精神 。史学思想中的借鉴意识、述往思来的意识和忧患意识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历史上， 很多史家都明确阐述过自己以史经世的主张。杜佑在《通典》自序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 撰史宗旨：“征诸人事，将施有政。”这种传统在明清之际有更大的发展。近年来学术 界对史学经世传统的争议较多，如刘信君的《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嬗变》（注：《社会 科学战线》1995年第2期。）、武吉庆的《经世致用与史学研究的误区》（注：《河北学 刊》1995年第1期。）、战继发的《传统史学经世功能双重性初探》（注：《求是学刊》1 995年第1期。）和《史义与传统史学的经世功能发微》（注：《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 4期。）、胡逢祥的《史学的经世作用和科学性：兼论对传统史学经世观的批判继承》（ 注：《探索与争鸣》1992年第2期。）、葛志毅的《经世致用史学传统的源流利弊辨析》 （注：《齐鲁学刊》1996年第3期。）等，这些争论归根结底是对史学与现实、史学与政 治的关系和史学的社会功用进行讨论，有误解，也有辨正。但总体上人们还是肯定了史 学经世传统的进步性，对史学经世传统的核心认识是明确的，即“尊重历史，面对现实 ，为社会服务”[18]。在这个问题上，瞿林东的《论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为中国史 学步入21世纪而作》（注：《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从分析我国史学上一个传统话 题--史学的社会作用入手，在史学与政治统治、“树之风声”、史以“明道”、培养 人才、历史教育等几个方面，揭示出史学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为新 时期人们正确、客观地认识史学的社会作用提供了新思路。这些论述和争议也使我们对 经世传统的形成认识得更为清楚，如一般认为史学经世的思想出现在明清，而现在一些 学者明确提出：“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它远溯于春秋之末，成熟于明清 时期，贯穿于史学发展的始终。”[19]当今史学的出路就是“继续坚持经世传统，把史 学传统的研究与社会现实的要求相结合”[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