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章学诚强调区分学术主流和末流的重要性，对古今学术源流的认识表现出朴素的 辩证思想。他指出：“汉儒治经，唐世崇尚诗赋，则服、郑数君不为习蔽，而余子概无 闻焉。唐人业诗，宋儒崇尚策论，则李、杜诸家不为习蔽，而余人无所述焉。”[2]（《 与钱献之书》）后人纠正前人学术之偏颇，只有开创新学风的学者懂得补偏救弊的道理 ，而附庸风气之人看到开风气者对前人的批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于是变本加厉 攻击古人，以为前人学术一无是处，导致了学术发展失衡的弊端。不同学术思潮之间或 同一学术思潮中不同流派之间的学术之争，除开学术宗旨和价值观念存在差别以外，往 往还掺杂着意气之争。这种门户之见已经超出学术争论本身，变成不顾事实的蓄意报复 ，结果促使学术发展更加偏离正确轨道。章学诚认为，学者只有分清学术发展的源流， 才能对各种学术思潮作出正确评价。他论述宋明以来的学术发展说：“夫空谈性理，孤 陋寡闻，一无所知，乃是宋学末流之大弊。然通经服古，由博反约，即是朱子之教。一 传而为蔡九峰、黄勉斋，再传而为真西山、魏鹤山，三传而为黄东发、王伯厚。其后如 许白云、金仁山、王会之，直至明初宋潜溪、王义乌。其后为八股时文中断。至国初而 顾亭林、黄梨洲、阎百诗，皆俎豆相承，甚于汉之经师谱系。”[2]（《又与朱少白书》 ）章学诚认识到学者应该区分学术发展的主流和末流，继承和发扬前人学术思潮主流中 积极正确的一面，抛弃前代学术思潮末流中偏颇失误的一面，保证学术沿着正确方向发 展。他注意到学术思潮决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人们受学术思潮的影响，所作所为反过 来又作用于社会，良好的学术思潮能够促进社会历史发展，文化繁荣昌盛；不良的学术 思潮会使人们误入歧途，阻碍社会历史发展。他特别强调说：“天下不能无风气，风气 不能无循环，一阴一阳之道，见于气数者然也。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一 阴一阳之道，宜于调剂者然也。风气之开也，必有所以取，学问、文辞与义理，所以不 无偏重畸轻之故也。风气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趋时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 是故开者虽不免于偏，必取其精者为新气之迎；敝者纵名为正，必袭其伪者为末流之托 ，此亦自然之势也。而世之言学者，不知持风气，而惟知徇风气，且谓非是不足邀誉焉 ，则亦弗思而已矣。”[2]（《原学下》）学者的责任是把握学术发展的脉搏，对社会起 到补偏救弊的作用，而不应该徇思潮流俗，加重学术偏颇倾向。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学 术乃至社会的正常发展。他的这种认识，是通过考察学术思潮循环盛衰而形成的朴素辩 证历史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二、关于历史与现实相互联系的辩证历史发展观
    在中国古代学术中，宋学流弊是言必三代、空谈性理而无益于社会，朴学流弊是烦琐 考证、博学佞古而不关心现实。章学诚从理论上清算了这两种错误思潮，全面考察古今 历史发展的进程，形成了关于历史与现实相互区别和联系的朴素辩证历史观。
    （一）章学诚明确主张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反对主观割裂历史和现实的相互联系 ，强调只有正确认识古今关系，才能看清历史发展脉络。他的主要观点是：
    第一，强调古今相因之义，不能人为地割断历史的前后联系。章学诚认为后人之所以 重视古代历史，正是由于借古鉴今的需要。他明确地认识到：“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 昔。”[2]（《知难》）这说明他是把历史看做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认识到人们学 习历史，就是要通过研究过往时代的历程，认清未来社会的趋向。章学诚深刻地阐述了 正确认识古今关系的重要性：“后世之去唐、虞、三代则更远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 垂奕世而致一时之治平者，未有不于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 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 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2]（《史释》）历史与现实 是相互联系的，古今典章制度也具有相通之处，后人之所以要重视和研究古代典制，正 是要把它们与现实社会联系起来，更好地解决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如果惟古是好，不应 用到现实社会，即使古代知识再渊博，就如同考证清楚西陵氏嫘祖发明养蚕而不能御寒 ，神农氏发明稼穑而不能充饥一样，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学者不能正确认识这种辩证关 系，就达不到对古今社会的性质或历史发展法则的正确理解。章学诚指出，倘若“好古 ”而不知所务，就会导致“蔑古”。他抨击貌似尊崇古人实则歪曲前人学术的错误说： “宋人推尊孔、孟，多不近情。……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我非生知，好古敏 以求之，诚恐人以生知天纵之言，矫诬失实，不惮言之谆谆。宋人视古，视述，视好， 视求，皆蔑如也。”[2]（《淮南子洪保辨》）宋代理学家这样做，名为“好古”，实际 上把古人学术搞得面目全非，割断了历史的前后赓续。在今天看来，宋儒扬弃汉儒“即 器而忘道”的错误方法，强调探究儒学“义理”的重要性，完全正确。宋学末流的错误 是“舍器而言道”，在抨击汉儒烦琐考证的同时，也抛弃了前人学术中注重征实的合理 内核，讳言对汉代经学的继承和借鉴，标榜直接继承先秦儒家学术而来，不仅人为地隔 断了历史发展的联系，而且也割裂了学术之间的承袭，结果走向事物发展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