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史籍演变“奇”“腐”互化的辩证历史发展观
    章学诚考察了中国古代史籍文化的演进，揭示出各种体裁史书的内部体例结构和外部 体裁形式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扬弃和互补的关系，形成了史籍发展“神奇”和“臭腐” 相互转化的朴素辩证观念。
    （一）章学诚考察中国古代史籍的演变，并非静态地评价各种史书体裁义例的优劣，而 是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辩证地揭示出它们的衍化轨迹，历史地看待其学术价值。他在 评骘史籍的实践中认识到：“神奇可化臭腐，臭腐可化神奇。知此义者，可以不执一成 之说矣。”所谓“神奇”和“臭腐”，就是“有所得者即神奇，无所得者即臭腐”[2]（ 《说林》），亦即史籍能否通过继承和扬弃而发展。这是章学诚关于史籍发展辩证思想 的重要内容，也是他和唐代史家刘知几评论史籍的不同特点和旨趣。
    中国古代编纂的《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册府元龟》等类书，仅仅是分类辑 入各种书籍，对史籍发展一般来说没有促进作用。这些类书在世人看来自然属于“臭腐 ”之列，然而其中却保存了大量后世失传的文献，今人可以借此征求逸书，窥见前人的 学术风貌，作为当代发展学术的基础和借鉴。章学诚说：“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 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粕，可以为今之精华，非贵 糟粕而直以为精华也，因糟粕之存，而可以想见精华之所出也；古之疵病，可以为后世 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为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见典型之所在也。”[2]（ 《说林》）中国古代辑逸学很发达，成就相当大，其“神奇”价值就在于此。
    北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表彰世族，然而该表只列宰相，有的宰相出 身微贱，无门阀可表；有些世家大族虽然门第显赫，却又没出宰相。特别是邓州韩氏， 既无宰相，又不是世族，只因欧阳修心仪韩愈，便把他载入《世系表》，实为自乱其例 。从史籍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体例驳杂、内容芜滥的史表远远够不上“神奇”之作； 但是，后人考证唐代历史，或者借助《世系表》印证传世的金石碑版，不仅不嫌其载人 驳杂冗滥，反而惟恐收人物不多。又如北宋陈彭年等人依据《切韵》纂修《广韵》，只 有《姓氏》门中名物制度注释精详，其余门类非常简略。这种修书义例当然很不可取， 以致其书缺乏“神奇”效果。但因其注释中所引之书大多失传，后世考证前代姓氏，反 而从中获益匪浅。所以章学诚说：“古人著述，有于义例未善，而流传后世转得其用者 。”[2]（《丙辰札记》）以上两书堪称“臭腐”，后世却发挥了“神奇”效用，颇多裨 益。
    《史记》、《汉书》等纪传体裁史籍中包举记言、记事，叙事中夹杂着大量的诏议、 奏疏，“方述一事，得其纪纲，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阅之者有所懵然”[3]（ 《载言》），给读者阅读造成很大麻烦。唐代刘知几主张把纪、传中的诏令、奏议抽出 ，按类区分，单独创立一种体例，称之为《制册章表书》。这种设想虽好，但因不便割 裂史籍中记言和记事的有机结合，后代正史并未采纳。宋代叶隆礼的《契丹国志》和宇 文懋昭的《大金国志》，则采用了这种撰史义例。前者把后晋石敬瑭降契丹表，后者把 金朝封楚王张邦昌、齐王刘豫的册文以及南北往来盟书，别自编录成篇，不入正文叙事 之中。章学诚认为，这两书史料价值并不高，制册章表单独成篇，也不过是作者随手编 录，未必具有自觉的史学意识，并不能视同创造。但是，他们的做法恰好实践了刘知几 的主张，弥补了正史体例之不足。章学诚指出：“诸家杂纂，不局于纪传成规，而因事 立例，时有得于法外之意，可以补马、班义例之不及者。”[2]（《乙卯札记》）这些本 属“臭腐”之书，没有固定体例束缚，根据实际情况发凡起例，反而收到意想不到的“ 神奇”效果。
    （二）章学诚从史籍发展历史的角度总结了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三种主要史书 体裁继承与创新的相互关系，揭示出中国古代史籍发展变更变的内在法则，形成了关于 中国古代史书体裁辩证发展的历史观。他说：“《尚书》圆而神，其于史也，可谓夭之 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于马、班。盖自刘知几以还，莫不以谓《书 》教中绝，史官不得衍其绪矣。又自《隋·经籍志》著录，以纪传为正史，编年为古史 ，历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则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 荀悦、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为旁庶矣。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 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 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 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 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故历代著录诸家，次其书于杂史，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 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 甚深，此类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2]（《书教下》 ）尽管章学诚不恰当地拔高了《尚书》的地位，贬低了袁枢的成就[4]；而且只把史书体 裁之间的发展与创新表述为形式上的回归和循环运动，限制了其理论的价值，但他提出 的“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的见解，初步揭示出中国古代史籍文化发展史上 的某些法则。诚如瞿林东所说：这个法则“触及到了中国史书体裁发展变化过程中某些 规律，即所谓合之则分，分之复合，而在分合过程中走着一条肯定--否定--否定之 否定的发展路线。”[5]（P106-107）章学诚的认识，给我们进一步总结中国古代史籍发 展规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今天看来，中国古代史书体裁每一次创新，都能使历史记 载更好地反映出社会历史面貌，解决史学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史籍文化的发展。史籍文 化的演变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是更高层次上的回归，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