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既要看到古今历史的相互联系，同时又要注意古今时代的差异，不能把二者等 同起来，陷入相对论之中。章学诚指出：“好古之士，于残金泐石，攻鞫款识，不遗余 力；而齐物家言，则三代法物，不难等于过眼云烟。二者极相拂也，而其实交相为用。 盖器用玩好，皆外物也，物传于古而珍之，古犹今也。以其古人所尝寓意焉，即其物可 以想见其人。好古之士，所谓珍而重之是也。徒徇古物可珍，而不知其所以珍，齐物之 家所以欲人略迹而论心，亦是也。”[2]（《冯孟亭先生奉砚图记》）后人在认识历史的 时候，必须考虑到古今时代的差异，不能混淆它们的区别。章学诚非常注意考察古今历 史的关系，反对用齐物论方法看待历史：“《关睢》说周衰盛，则美刺旨殊；《子衿》 言学兴亡，则贞淫义异。贵耳而未尝贱目，以目淆耳则愚；爱古而未尝薄今，以古律今 斯舛。”[2]（《湖北通志检存稿四·文征丁集哀录近人诗文论》）这就需要摆正古今关 系，切忌因“好古”而“贱今”，用古代的政治强求现实社会。章学诚在考察历史发展 的基础上，得出了深刻的理论认识：“事有不师于古而因乎理势之自然，有其举而莫之 废者，君子之所共由，而不必执古以概今也。”[2]（《家谱杂议》）当代社会的某些制 度是根据现实形势发展形成的，不一定要从古代寻找理论根据，必须符合古代的制度。 倘若不明白这个道理，混淆古今时代差异，就无法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法则。
    第三，“好古”应当学习古人的精神，但却不能处处模仿古人；认识古代历史是要从 历史上汲取经验教训，而不是为炫耀自己“博古”。章学诚极为反感盲目崇拜古代的做 法，主张立足现实，古为今用。他认为三代实行井田制度，所以乡闾相望，聚族同居； 后世社会制度发生变化，不能再模仿古人同居。他说：“时势殊异，封建、井田必不可 行。人事不齐，同居亦有不可终合之势。与其慕虚名而处实患，则莫如师其意而不袭其 迹矣。……夫师古而得其意，固胜乎泥古而被其毒也。”[2]（《同居》）这种主张是着 眼于历史发展，而不是一味地模仿古代，不知变通。章学诚认为，那些只知“好古”而 昧于“知时”的人，实际上是忘记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凡学古而得其貌同心异，皆但 知有古，而忘己所处境者也。”[2]（《与邵二云论文》）章学诚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 对古今关系具有朴素的辩证认识，表现出既尊重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的朴素辩证思想。 在今天看来，后代社会是承袭前代社会而来，必然有一个学习和继承前人文明的过程。 然而这种继承不可以直接拿来利用，而应该学习和继承前人创造文明的方法与智慧，创 造出适应当代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明。
    （二）章学诚认为后代社会是继承前代社会而来，了解古代社会目的是要重视当代社会 。他的“礼，时为大”的主张，是关于历史与现实相互联系的又一辩证认识。
    章学诚认识到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特征。 史家可以“好古”，但不可“泥古”，应该着重关注当代的典章制度。人们认识历史， 就是要认识其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点，从而找到社会历史演变的法则。他认为“天时 人事，今古不可强同，非人智力所能为也”[2]（《博约下》）。既然古今历史发展不同 ，那么，古今社会必然存在很大差异。章学诚强调“古今时异，周、孔复生，亦必不尽 强今以服古也”[2]（《述学驳文》）。后世必然胜过前代，世人盲目崇拜前人和是古非 今的做法，显然不合时宜。章学诚主张根据客观形势制定政策，反对把古人的制度和措 施搬用到后世社会，哪怕是古代完美的制度和行之有效的措施，由于时代不同，也不能 简单地照搬。他对此解释说：“夫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 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2]（《史释》）现实的政治制度毕竟不同于古代政治制 度，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学者考求古代典章制度，必须立足现实的需要：“ 制度之经，时王之法，一道同风，不必皆以经名。而礼，时为大，既为当代臣民，固当 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艺》，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2]（《经解中》）这说明研究 古代历史，目的在于更深刻地理解当代典制。章学诚认为，学古的终极归宿是要更好地 了解和遵循当代典制，而不是要发思古之幽情。他指出：“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 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鞶帨絺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不复 计其实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 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2]（《史释》）遵时王之制，主要目的就 是为现实社会服务。在章学诚的思想中，注重当代典章制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认为，学者治学应当“师古而不戾于今，协时而不徇于俗”[2]（《墓铭辨例》）。如果不通当代典制，就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章学诚特别突出方志、家谱和墓志遵循当代典制名称的重要性：“夫官名地名，必遵当代制度，不可滥用古号，以混今称。”[2]（《书郎通议墓志后》）他指出，某些修志者沿用旧志名称，不通清代官制，强调“生今之时，宜达今之体制”[2]（《地志统部》）。地方志乃是一方之史，倘若不用当代典制名称，后人就无法考察其时代，方志也就失去存在价值。章学诚批评某些史家不通古今，不揆时势，混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特别强调史家必须重视和通晓当代各项社会制度，然后才能考察清楚历史的发展脉络。这足以证明，章学诚关于“礼，时为大”的认识，贯穿着厚今但不薄古的辩证思想，表现为一种进步的朴素辩证历史观。